1916年的2月，天气尚还寒冷，而且已经到了年关的时候。一艘来自荷属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的轮船在上海靠到了岸边。
上海的穷苦船家们大多住在船上，他们一个个愁眉苦脸，大约是为了这寒冷也为了将近年关，一切都还没有着落而愁苦。
偶尔，一直在自家破船上辛苦劳作的他们直起腰杆来，看到海外来的洋船。他们一个个紧了紧腰带，眼神中立即涌动起对未来充满了期望。
无论这些洋船曾经携带过怎样的痛苦、怎样的屈辱，但现在它们汽笛里鸣叫出来的是无穷无尽的希望。
来自欧洲的洋船从这儿运走一船船的绵布、面粉、矿产这些是战争需要的物资，运来一些来自欧洲的工业品。中国袁世凯政府正在向欧洲提供大宗这样的物资，并按来一些武器与装备。可惜，现在欧洲战争进行的如火如荼，来得都是些轻武器。
这些洋船不但给那些贫苦的，以出卖劳力为内容的船家们带来了希望。也给所谓的政客、商人们带来了利益。
来自日本国的轮船则带来了大批的机器，当然并不是什么基础工业的机器，不过都是些巢丝机、纺线机、织布机之类的轻工业产品的机器设备。当看到这些时候，阔老板们一个个嘴都咧到耳根。
大批被洋行买走的布匹与粮食最终将被运往欧洲换来英镑与法郎，而这些钱又从日本换来大宗机器，扩大这些“适销对路”产品的生产设备，则进一步扩大出口。
这就是被一些人一直到吹嘘到今天的所谓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段，由于欧洲列强在进行着战争，使这些工业强国无一不所自己的工业力量整合起来，投入到总体战的搏击当中。欧洲工业品向亚洲输出减少，造就了这所谓的黄金时段。
在中国从1915年到1922年期间，纱厂的数量及钞锭数量增加了两倍，面粉厂由战前的四十多家增加到120多家，这些所谓的发展被人大赞特赞，大书特书，仿佛这八年真的挣满了黄金一般。
这种把无知当的沾沾自喜一直保持到1937年，日寇入侵的时候为止。直到这时，在中国如同走马灯一样，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治精英”们才发现，中国所制造的布匹、面粉最终不过使中国成为人家的侵略目标而已。
面对侵略者，中国甚至没有能力制造飞机与舰艇。
这只证明了一点，财富抵御钢铁制造的武器，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上，趁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后八年，几乎没有一个“政治精英”想到将投资引入到富国强本的基础工业。事实上除了争权夺利之外，这些所谓的“政治精英”又会做些什么？而中国的政治舞台之上一直活跃的是这样的“政治精英”，那么中国还有希望吗？
反观日本，在缺乏欧洲工业强国的工业制成品的竞争之下，完善了自己的工业部门，着重发展的是制造工业，最终他们的飞机、航母被用来侵略中国。而完善他们工业体系的大部资金就来源于当时中国的绵纺织业、面粉业所谓的黄金发展时期的机器购买。
换句话说，中国人自己养肥了身边的狼崽子，而中国当时哪一个提得上名号的所谓“政治领袖”看到这一点，来证明他前瞻性的目光？
只有在日寇飞机临头之时，扔下的炸弹，军舰上射出的炮火临头之时，才证明了他们除了是一个心肠残毒、肮脏的政客之外，还完是群建设国家的白痴。
换句话说，就算当时军阀混战、政局不稳的局面，不可能在国展开建设，那么自己地盘里的建设如何？如果论及这一点，也只有山西军阀阎锡山的作为，比之其他军阀、政客的作为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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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建设，就依然不是革命！即使打了个革命招牌，依然还是愚昧的革命！”
一位身上穿了件薄薄风雨衣的青年，他站在刚刚靠岸的来的，来自巴达维亚驶货船的甲板上。敞开的风衣表明他非常享受海风的冰冷，炯炯双目对于眼前看似繁华的大上海没有一丝一毫的兴趣。
他就是奉唐云扬的命令，率领一小队人员回国招募华工与学生的李志成。
目光所及之处，除却那些背着棉布大包的，在踏板上一摇一晃登上轮船的苦力。其余是衣着光鲜的，执着文明棍的富商大贾。对于这一切，李志成那黑洞洞的仿佛古井一样的眼睛一波不扬，对于这些代表着中国工业实力的家伙根本丝毫都看不到眼中去。
胸膛之中，却翻腾着唐云扬对他说过的话。
“青年，只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在适合环境之中进行努力奋发的建设工作，创造出大量的财富，这才是中国现阶段需要的唯一方向，前提是有足够的法制、自由来规范社会的发展方向，确保他们不会陷入到勾心斗角的混蛋旋涡中去，这才是当务之急！”
众所周知的是，在中国唾沫可以淹死人，善拍马匹居然也会成为学问。专心一致搞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