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玉贞是第二次亲眼见到赵嘉仁向别人讲述‘现代民族国家’的理论，这套理论她仔细研读过，加上赵嘉仁的总结，大概能用‘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国家制度’来做总结。
当如此抽象的理论在心中浮现之时，秦玉贞感到一丝焦躁。如果这个概念能讲述的更加丰满感性，大概她就不会觉得如此令人不安。她也曾经要赵嘉仁能更丰满的讲述，赵嘉仁就告诉秦玉贞，‘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统治阶级通过法律实践阶级意志。’
剥离了所有实践层面的纷纷扰扰，赵嘉仁将世界的本质给秦玉贞看。依靠自己的智力和智慧，沿着赵嘉仁指出的道路攀爬，终于位于历史深渊之上的时候，秦玉贞看到了深渊的全貌，她并没有感受到欢喜，因为她能感觉到，在她凝望深渊的时候，无尽的深渊正在凝视她。
然而男人的感觉好像就完全不同，秦玉贞命人把新泡好的红茶放在桌上，撤下已经喝过的红茶。就见到文天祥正在用手背擦去泪水。从此时流行的上层卫生情况标准，这是不怎么卫生的选择。反复使用的手绢容易积累各种细菌，好歹也用纸巾擦么。
不过秦玉贞什么都没说，她离开了会客室。
文天祥并没注意到有人来换了新茶，便是注意到了，这个记忆也瞬间就在被遗忘。此时的他完全沉浸在感动之中，这感动就如他决定追随赵嘉仁的时候那般强烈。当官和做事并不相同。考上了状元就可以当官，大宋三百多年来都是如此。这与谁在做官家没有关系。就如文天祥的内心早就放弃了理宗与度宗，辞官不做也没什么大不了。文天祥早就明白这点。
追随一个人就完全不同，那完全是个人选择。文天祥最初在福州小朝廷为官，也就是当当官，尽力而为罢了。他真正决定追随赵嘉仁个人，是赵嘉仁决定北伐的时候。那时候几乎所有进士出身的文官都在反对赵嘉仁，进士们引用主战派辛弃疾的词，‘元嘉草草，封狼居胥’来劝阻实锤了是坚定主战派的赵嘉仁。南宋北方失败的案例太多了，每个人都能讲出各种道理。
那时候赵嘉仁大声讲出，“时过境迁，今日天命在我！”听到这话的时候，文天祥突然就明白，他决定追随这位大宋历代权力空前的大权臣。胜败姑且不论，赵嘉仁的梦想就是文天祥的梦想。而文天祥没有追逐梦想的能力，如果他依旧不肯放弃，就非得和赵嘉仁站在一起不可。文天祥是绝不会放弃自己的梦。
赵嘉仁在黄河战役中令黄河改道的消息传回临安，留守的极少数武将们激动的仰天长啸，文官们吓得不敢作声。文天祥则泪流满面，放声大笑。文官们想什么，他清楚的很。别的人若是想篡位，就会千方百计的弄出些祥瑞箴言各处散布制造出声势。赵嘉仁令黄河改道，胜过斩白蛇、红光满室百倍千倍。至于狐狸叫、鱼肠书，在如此功业面前更是不值一提。
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对于文天祥而言，梦想竟然能照进现实，是何等的幸福。甚至让文天祥怀疑自己大梦未醒。
之后的事情正如文官们所料，赵太尉变成了赵官家。如此巨变对文天祥不值一提，他关心的只是大宋中兴，华夏中兴。赵嘉仁不仅完成了文天祥敢做的梦，甚至连文天祥不敢去梦想一切都被全部实现。与这样的功业相比，土地国有制，官吏一体化这些令文天祥未必能接受的东西都变成可以接受，全部执行。
就在文天祥心满意足之时，他又看到了新的梦想。
和激动的部下相比，赵嘉仁只觉得很疲惫。和宋代人谈论现代民族国家实在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便是面对政治家中的佼佼者也一样。相比之下，赵谦这样理工男们反倒更容易沟通。端起浓郁的红茶喝大口喝下，赵嘉仁觉得精神稍微振奋了那么一点点。看着对面感动到流泪的文天祥，赵嘉仁觉得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现代民族国家本来就是个工业化时代的产物，这种想法并非工业化时代才独有。早在先秦时代，就有‘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然而生产力水平不同，在工业化时代，社会有效运作的效率大大提高，权利和义务能够极快的反馈，为了不让生产资料在各种必然发生的失误中以惊人的速度损毁，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被迫与管理紧密结合。
在慢节奏的农业社会，权利和义务只能靠西门豹那种格外优异的个人，或者正义感远超常人的少数官员来体现，最后变成了清官的传说流传后世。然而现实中，西门豹这样的人却是普通官员的眼中钉肉中刺，西门豹本人就是在无数官员的怨恨推动下最终被杀。连他儿子好像都不得好死。绝大多数清官都如西门豹般惨淡收场。
只有在真正的大工业化时代，对于统治阶级而言，除掉西门豹这种人的利益才会稍稍低于损失。貌似也只有在新中国，西门豹这种人才会被当作正面典型向全体人民宣传。想到这里，赵嘉仁又不得不在心里加上‘头几十年’的定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