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贵原本应该配家里的远房表妹李香香。不想共产党给了贫苦农民王贵深造的机会，尽管王贵高考的时候数学吃了鸭蛋，但凭着傲人的英语和语文成绩，堂而皇之地进了省城大学的外语系，主修英国文学。
那时候安娜是落魄的凤凰。刚下放回来，坚持着没嫁给村长的儿子，没和群众打成一片。调回城的时候已经是二十六七的大龄女青年了，被分在省城的皮革厂做了一名臭皮匠。
安娜原本不信命，但经过几年上山下乡的洗礼，她已经彻底成为宿命论者。当年她在省城里是科技大学预科班的班长，满脑子就是当科学家和出国留学的梦想。没想到毛老先生一句话，就把她一生的理想葬送了。她觉得自己的命如同一架滑翔机，从出生起就在走下坡路。她小时候是有奶妈的，在大上海被黄包车拉着看包厢沪剧。沪剧界响当当的头牌花旦是她的小奶奶，给她爷爷做小。她家以前在上海有一栋大洋房，她和姐姐住在顶楼一间尖顶、有半圆阳台的欧式阁楼上，和叔叔婶婶们的孩子一起跟奶奶生活。妈妈则每天招三姑六婆打麻将。这些都是听她妈妈我的外婆讲的，她自己已经没什么印象了，只记得自己曾经有一件白纱软缎的衣裳。
不过幸福的回忆总不久长，余韵是颗泡泡糖，还没咂出甜味就过去了。没多久安娜就跟着爸爸妈妈到安徽那个穷地方支援建设。她常说，这都是命啊！当年很多人往香港台湾逃的时候，她爹已然在香港混上了一官半职，却因舍不得上海如花似玉的老婆和几个伶俐孩子，硬是逆流而上回了上海。于是也省却了一段两地分隔的日子，要苦大家就苦在一起，不必挨到90年代才能去中央电视台&a;quot;天涯共此时&a;quot;里寻亲。安娜每每看到电视里&a;quot;刘老先生寻找失散多年的女儿，他是1949年去台湾的，当时女儿只有两岁……&a;quot;的时候，就感叹爹当年还不如带她去了香港算了，现在再回头寻找她姐姐，也不会有我们这两个讨债鬼。
安娜到安徽的时候才十一岁。想当初，那里穷乡僻壤，连个正经砖瓦房都没有，街上稀稀落落没几个人。她非常怀念上海的小笼馒头和鳝糊。如今牛奶是吃不到了，反要自己种菜。安娜每天把一马桶的粪抬去菜地的时候，就开始恶心，幼小的心里自然而然地埋怨新社会。安娜的抵触情绪是发自内心的，是刻骨铭心的，是到死都不会原谅的。她的口头禅就是，要是没有新社会，我怎么会到安徽来？要是没有新社会，我怎么会下放？要是没有新社会，我怎么会跟了那个乡巴佬王贵？安娜的妈妈倒是随遇而安的很，到哪里都是个家——以前做大户人家的太太，她就安然地由佣人伺候着，后来穷了，她也非常适意地下厨房。老头子被贬安徽，她原本可以和一群小孩子留在上海，但她毫不犹豫就跟来了，连上海的那种漆红漆的木箍马桶都一起带了来，摆定一副要扎根的样子。事实上，安娜的妈妈的确是扎根了，以前在上海的洋房里共生养了九个，到了安徽的草棚又再接再厉生出了老十来。安娜是老六，是妈妈当时带来的老大。娇小姐从天上到地下，开始承担保姆的责任——替妈妈带孩子。
安娜骨子里十足的小资。即便穿着短两寸的衣服，即便吃着榨菜炒青菜，她也会把生活安排得妥妥帖帖。她给妹妹扎冲天辫子，并且穿上妈妈仅剩的一件水红色高档旗袍在镜子前扭来扭去。她看的书都是不合时宜的，是被时代批判的。什么《红与黑》啊，《牛虻》啊，《哈姆雷特》啊，还有《安娜·卡列尼娜》。她常发的哀叹就是与安娜同病相怜，她唏嘘的就是安娜最后毅然决然奔向火车的壮烈。最动人的死法，就是一头撞向火车、四分五裂的不妥协。
高中的时候安娜遭遇了她的初恋：高大英俊的涡轮司机，她的同班同学，也是一个会拉小提琴的小资。那个涡轮司机好像更不幸。父亲以前是蒋光头的贴身医生，留德回来的。只因陈果夫看中了他美貌的老婆，就很恶毒地将他和孩子扔在了大陆，席卷了他夫人而去。两个同命人在一起擦出了倍儿亮的火花。涡轮司机甚至教安娜德语，相约大学毕业后一起到德国的歌廷根大学去读博士。只可惜十年浩劫把两人原本读博士的时间都拿去种地放牛了。在安娜皱着眉头用手团着牛粪、烘干了当过冬柴禾的时候，涡轮司机正在山间的水田里噼里啪啦使劲儿地把蚂蟥拍出小腿肚子。
安娜回城的时候，第一次觉得以前憎恨的省城竟这样可爱；和乡下的煤油灯比起来，这里的电灯像个小太阳。她早已忘记了大上海的霓虹灯。
安娜进厂当学徒没两天，厂里人事科长就很有私心地将自己的表侄子介绍给她。原因是安娜在一群刚从乡下出来的老姑娘里出类拔萃，皮肤雪白，说话儒糯，相貌嗲得像周旋。安娜到现在还跟我说：&a;quot;我是害怕周扒皮报复我，如果我不跟他侄子谈，他就不给我转正。&a;quot;王贵的表叔就姓周。
安娜看王贵第一眼就打退堂鼓了。安娜一直嘲笑王贵是&a;q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