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杨钧、代懿仍回学校，杨度陪着熊希龄乘早班车来到横滨。
梁启超异国重逢老友，自然欢喜无尽，滔滔不绝地畅谈起来，话题很快就转到了近日的特大新闻——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事。杨度趁着这个机会，把熊希龄来日本的意图和自己已答应代笔的事告诉了梁启超，并且请他帮忙也做个枪手。不料这个舆论界的骄子一口拒绝：“秉三远道而来，若要我帮别的忙，任何事我都会尽力而为，只是这件事我不能做。”
话说得这样死，简直无任何商量的余地，熊希龄脸上很觉不自在，暗中责备杨度多事：你何不干脆一个人写算了。杨度却不生气，笑嘻嘻地说：“卓如，你这态度算什么老朋友！秉三奉命来日本，什么事都用不着你帮忙，惟一就这事找你，而且这里面也还有我一半面子。我何时得罪了你？”
“皙子，你不要误会，我不写，不是不帮朋友的忙，而是不能做不应该做的事。”梁启超一本正经地说，“你们二位对考察一事寄与很大的希望，尤其是秉三作为重要随员，更是满腔热情。我今天当着你们的面泼一点冷水，不客气地说，这其实只是一曲戏文而已，何来什么实际作用！”
熊希龄说：“卓如，你的话也不无道理。如果真的让载泽、端方这些人出去走一趟，朝廷就按他们回国后所说的来制定宪法，那确实有点像做戏。不过，提出这个建议的袁世凯和采纳这个建议的慈禧太后则不是做戏。”
梁启超陡然变色道：“秉三，你弄错了，这个戏的主导恰恰就是慈禧和袁世凯。”
稍停一会，梁启超以坚决的口吻说：“我这一生决不为慈禧和袁世凯做事。”
话说到这般地步，熊希龄已在心里打退堂鼓了，好在杨度已答应，梁启超即使不写，他也会独立完成这几篇文章，自己的差使可以交了。他对杨度使个眼色，示意他不要再说下去了。
杨度装作没看见似的，笑了笑说：“好个有骨气的梁卓如，袁世凯出卖了你，慈禧要杀你，你被迫羁旅异国他乡，你和他们两人结下了深仇大恨，不共戴天，所以发誓不为他们做事，志节可嘉可佩！”
梁启超听出杨度这几句话有点不大对味，说：“我和慈禧、袁世凯之间并不是个人的恩怨，事关国家和人民的大是大非。不为他们做事，正是保持着我对国家和人民的赤子清白。”
杨度冷笑道：“那么，何不学革命党的样，把慈禧、袁世凯暗杀掉，为国家和人民除害呢？”
“我向来不主张暗杀，暗杀只能除标，不能去本，根本的问题在于开化民智。”梁启超摆出素日里那副政论家、思想家的派头。
“此论高明至极，我完全赞同。”杨度立即接言，“既不行暗杀，那就只有等老天爷来收拾他们了。慈禧今年七十多岁了，老天收她为期不远了。袁世凯还不到五十，照这个样子，他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还要坐二三十年，难道今后二三十年内你就不与朝廷有任何联系了吗？”
“皙子，你不要替袁世凯做说客，只怕是慈禧一死，他今日的位置也就没有了。”
梁启超的二郎腿在薄绸长袍下跷了两跷。康有为现在是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慈禧死后光绪重掌大权的那一天，梁启超并不像他的老师那样完全迷信光绪，但也相信只要慈禧这座大山一倒，中国就会有大变化。这一点，杨度和熊希龄都没有像他们那样考虑得深远。熊希龄一贯较为持重，不喜多讲话，且杨度已叮嘱过他，所以他只是自个儿喝茶，望着他们，静听两位才子的唇枪舌剑。
“卓如，你不要弄错了，我决不是为袁世凯当说客。要说当说客，我今天是替四万万中国人当说客，游说你这个自诩的少年中国之少年，要为中国做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不要摆名士的架子！”看来杨度有点动气了，声调提得很高，“慈禧死后，袁世凯保不保得了位置，那是以后的事情，我们也很难顶测。你说你不为个人恩怨，而是为国家和人民，那么就不应该看这件事是谁在主办，而要看于国家和人民有无好处。若真是出以公心，只要于国于民有利，那就应当支持，因为你支持的是事而不是人，这里不涉及到个人的清白不清白的问题。倘若以所谓保持个人的清白来反对或不参与，那就是以小私而害大公，为贤者所不齿。”
杨度这番话锋芒凌厉义正词严，熊希龄十分钦佩，连连点头：“说得好，说得好！”
梁启超也觉得有点锐不可当，一向能言善辩的新政思想领袖一时穷于应对。杨度挟其气势，居高临下发起冲锋：“我知道你飘泊海外七八年，备尝艰苦，办报纸，写文章，集会结社，联络同志，所干的这一切，莫不是为了人民的觉醒，为了国家的强盛，故而无论海内海外，人民都尊敬你爱戴你，视你为中华民族的灵魂。这个荣誉，我看你也当之无愧。”
梁启超笑着对熊希龄说：“你看看，这个巧嘴滑舌的杨皙子，刚才说我是以小私害大公，为贤者所不齿，现在又说我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民族的灵魂。打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