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中午依旧在西花厅里，张之洞和康有为继续着昨天的聊天，只是双方的旁听者都有变化。在张之洞这边，只剩下梁鼎芬和辜鸿铭。在康有为这边，陪同前来的不再是陈衍，而是他的弟子徐勤。徐勤是万木草堂开办之初的第一批学生，他与陈千秋、梁启超三人最受康有为的赏识，有康门三大弟子之称。陈千秋德才俱佳，可惜二十六岁时便英才早逝，康有为私称之为颜回。
梁启超天才卓荦，常被康有为委以重任。徐勤出身富家，却品性笃实。康有为定万木草堂的学费是每年十两银子，有家境贫寒的可少交甚至不交，家境富裕的希望多交点。徐勤于是每年交银四十两。康知徐忠诚可靠，常将他带到身边，让他一身兼学生与仆役二任。
张之洞要康有为谈谈自己的经历。康有为便将他的身世、求学过程及对国事的思考，特别将自己创办万木草堂及在京师拜谒各位大臣请代递奏折的事详细地叙说了一遍。张之洞很少插话，梁鼎芬一直没有做声，连一向喜插科打诨好表现的辜鸿铭也几乎没有讲话，大家都被康有为二十多年来为寻找中国的富强之路，所作出的辛苦探索和艰苦力行深深吸住。
张之洞一边细听康有为的浓厚粤音的京腔，一边端视着康有为的面庞五官、神态表情，心里在慢慢琢磨着，眼前这个暴得大名的广东佬，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很快，一个半小时的午休时刻就要过去了，凌吏目又走进花厅，对张之洞小声说：“谢道又来了，他要跟大人讲清楚，还说昨天大人冤枉了他。”
张之洞勃然变色道：“怎么冤枉了他，他的禀帖里夹了一张二十万银票，这不是存心要贿赂我吗？他把我张某人看成什么人了，真是?岂有此理！”
凌吏目说：“谢道讲，海州商人们开矿心切，出此下策是不对，但他们除按规交税外，每年报效官府二十万。大人自己不收，可以用来为百姓办事。”
张之洞气犹未消：“海州煤矿我早就盘算好了，由海州衙门来办，先由江宁藩库拨三十万作开办费，今后所有收入都归官府，难道不强过他的每年二十万？”
凌吏目不开口了。
张之洞的脸色开始和缓下来，对康有为说：“你明天再来，将你的呈皇上的几份奏折和你的两部书《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都带来，给我看看。”
“晚生遵命。”康有为知道两次的谈话已引起了张之洞的重视，颇为高兴，稍停片刻他又说，“刚才听了大帅几句话，对大帅清廉高洁的品质，钦佩不已。今天的世道，像大帅这样高风亮节的官员可谓凤毛麟角。不过，有大帅一人即可知我大清国官场正气尚存，操守尚存，大清富强仍有希望。大帅方才办的是公务，晚生本无置喙之地，但晚生生性迂直，心里有话便要说出才安，诚所谓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不知大帅可否容晚生说几句话？”
在通常的情况下，像康有为这种官阶很低的客人，张之洞当然不会容许他过问公务，但一来康有为在张之洞心中的地位不一般，二来刚才这几句恭维话也让他高兴，遂道：“你要说什么话，说吧！”
康有为又拱了拱手才开口：“刚才听大帅说，拟由海州官府出面开采煤矿，晚生以为官办不如商办。晚生研究比较中西国情多年，发现两者之间有一个最大的差别，那就是中国办事只用官方的力量，而西方办事善用民间的，也就是商家的力量。有些事，如纳粮、征税、审案、练兵等，非官方不可，但许多事，尤其是洋务实业，还是以商家办为好。这可以克服官府办事常见的贪污推诿等毛病，因为它的一丝一毫都与办事人的利益密切联系。晚生以为海州的矿务，交给商家办，官府可课以重税，或在常税外再额外交一笔钱给官府办其他公益事业。若纯由官府办，则会像许多官办的局所一样，亏损大而收效少。晚生实在是冒昧陈言，请大帅宽恕。”
张之洞听了康有为这番话后沉默着。他想起了汉阳铁厂和枪炮厂，还有马鞍山煤矿、大冶铁矿，的确是投资巨大而收效甚小。他三令五申严加监督，也不见好转，据说里面弊病甚多，也有好几个人提出招商家来办，他都加以拒绝，他不大相信惟利是图的商人能办好这样的大厂矿。康有为说中西最大的差别，便是官办与商办的差别，这是他第一次听到这样简明扼要、一针见血道破中西国情的不同，这话给了他一个震动。但他不愿意就这样轻易接受康有为的看法，免得被这个地位比他差得太远的年轻人所轻视。他拍了拍衣袍起身，慢慢地说：“你刚才说的这番话，也算是一家之言吧！你得为我找一些实例来，让我看看。老夫一向信服河间献王的做法：实事求是。”
张之洞离开花厅回到签押房，再次召见徐海道谢文田。昨天声色俱厉地表示要对谢文田立案究办的话不再说了，，耐心听完他的陈述，只说了句“此事再议”，便将谢文田打发走了。这位五十多岁的徐海道台，昨天离开督署后，便像冬天从池塘里捞出的落水者一样，躺在床上，盖三床棉被，仍全身冰冷、颤抖不已。他私下接受了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