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在签押房，他刚放下手中的笔，又想起鹿传霖的那一番话来。这篇文章如何写呢？他捻着下巴下的灰白长须，凝神思考起来。正在这时，梁鼎芬走了进来。
“什么事呀！”
“香帅，”梁鼎芬走到张之洞的身边说，“这些天两湖书院的学生们，因湖南《湘报》上的一篇文章引发了大辩论。”
“是不是易鼐的那篇文章？”
“正是。平时向往新学的拍手叫好，崇尚旧学的则深恶痛绝，双方各执一端，争得面红耳赤，有的甚至课都没有心思上了。”
张之洞盯着梁鼎芬说：“你的看法呢？”
梁鼎芬略作思考后说：“易鼐的那些说法，我不能完全接受，但我说服不了那批新学迷。”
“什么不能完全接受。”张之洞站了起来，“应该是完全不能接受，我去和他们辩论。”
“太好了。”梁鼎芬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搬总督这个救兵的。“什么时候能去？”
“两湖书院非一般地方，我得要先准备下才行。第一得有的放矢，第二还得言之有据。节庵，学生们争辩的要点在哪几个方面，你给我说说。”
梁鼎芬想了想说：“依我看，学生们争执最烈的有这么几个主要问题：一是中学和西学哪个更重要，二是西学不要三纲五常，丢掉老祖宗传下来的根本，这在中国能行得通吗？三是大家都去学声光电化这些学问，今后科举如何考，考什么？光声光电化就能治国强兵吗？四是君权与民权。百姓应不应该有权，是君权大还是民权大。等等，当然，还有不少问题，这几个是主要的。”
“行，你回书院去吧，待我思考思考。”
梁鼎芬走后，张之洞重新拿起笔，批起公文来。
中午吃饭时，张之洞又想起了写文章的事。突然，一个灵感在脑子里闪动：何不将去书院讲学与写文章表明态度两件事当一件事来办？两件事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面对当前的局势，我张某人该说些什么。给太后皇上看的文章不用奏折形式更好，它可以在报上公开发表，让天下人都知我张某人的态度，免得众口悠悠说三道四。这些报纸还可以通过别人之手转呈太后皇上，如此，太，后皇上也看到了。它所起的作用远比上一道奏折大得多。
放下碗筷后，此事便这样决定了。随即通知衙门总巡捕，说下午要在书房里写一篇重要文章，除朝廷来圣旨外，任何人不接待，任何事不办。
兴许是常吃赵茂昌送的特制人参的缘故，张之洞虽然已六十有二岁了，外表看起来很苍老，精力却依旧旺盛过人，上个月环儿又为他生了一个儿子。老翁得子，不仅有添丁之乐，更有高寿之兆，张之洞因此更增自信之心。尤其是当一桩富有挑战性的事来临时，更能激发他年轻人似的兴致和热情。他放弃惯常的午休，离开餐桌后便赴西院书房。
他提起笔来，匆匆在纸上写了几行字：
<small>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亦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海内志士发愤扼腕，于是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菲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愈，而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敌既至无与战，敌未至无与安。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
一口气写下这段文字后，张之洞自己都有点惊讶：怎么会写得如此畅快通顺，而且一下笔便为新、旧两学定下了基调：新可救时，旧能守教，新之弊在不知本，旧之弊在不知通。同时也明确指出，在新学旧学的争辩中，邪说暴行便乘隙而人，这将是中国的祸乱之根。
再将这段话复读一遍后张之洞也释然了，这也并非是什么福至心灵的缘故，而是自己多年来的认识。尤其在看到《湘报》上易鼐的文章和岳麓书院的《辑录》后，时常思索的结果。其实，没有提笔写文章的时候，脑子里的思索如同乱麻似的，没有条理，也不得要领，用心来做文章，条理自然也就清晰，要领也便出来了。张之洞既感欣慰又觉惋惜。欣慰当年写作《辅轩语》《书目答问》时的能力还在，惋惜的是近二十年来杂事纷扰，案牍劳形，使得自己几乎没有一种安宁的心境来握管作文，不能为后人多留下一些诗文书册。唉，有文则无权，有权则无文，前人说“闭户著书真岁月”，又说“封侯拜相男儿事”，人生事业，究竟应以哪种为最佳？
这样一番感叹后，张之洞忽然想，我何不借此机会多写点，为自己再添一部类似《书目答问》一样的书岂不更好！想到这里，前词臣学政兴奋起来。他慢慢地边磨墨边思考，先来为这本书想个题目。新学旧学辩。这个题目一目了然，但论辩气息太重，不大合自己的身分。求通与守本。这个题目直逼要害，但限制思路，只能作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