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塌陷，坟包凸起。
当胡适、梅贻琦、朱家骅、傅斯年、李济、董作宾、凌纯声、芮逸夫、石璋如等学界大腕，连同蒋梦麟、蒋廷黻、罗家伦、叶公超、蒲薛凤、张其昀等一批学人政客，相继出走美国和台湾后，随着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土崩瓦解，当年未响应“抢救学人”计划而坚持留下来的大小学者，随着五星红旗遍插神州大地，开始了新一轮生命历程。
当国民党大溃退，中央研究院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部分人员仓皇撤离南京、上海之际，与此相关的几个人却在大失控、大混乱、大逃亡的世纪性变局中悄悄留了下来，这便是梁思永、丁声树、夏鼐、郭宝钧、曾昭燏、王振铎、逯钦立等人。据王振铎后来对人说，傅斯年行前再三劝王跟自己到台湾，王却以八岁女儿需要照顾为由谢绝。傅无奈，遂将自己旅美时带回的一个英国名牌3B烟斗和一个颇像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时所戴的巴拿马帽赠王以作留念，同时说了一句：“留下也好，共产党会重用你们的！”似有嘲讽之意。
梁思永当时正在北平家中养病，已不能远行，即使有意随史语所主力撤退，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且由于整个梁氏家族在平津根深蒂固的历史渊源，梁思永尚没有如此打算。时主持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实际事务的曾昭燏，由于多层次的牵挂表示坚决不赴台。面对朱家骅、傅斯年等人的一再催促，据说丁声树的书箱等物已先行运抵台湾，只是由于夫人坚决反对最终没有渡海，后来此人加入了中科院语言研究所，主持编撰《现代汉语词典》等大型语言工具书，随后大陆几代人都与这本典籍结下了不解之缘，只是知道丁声树为何许人也者寥寥无几，不知是历史的无情，还是丁氏的不幸？时已从中博筹备处转到史语所服务的郭宝钧，想起当年殷墟发掘时傅斯年故意“呜里哇啦”说着英语和自己这位压根不懂英语的土学者对话，很有些憋气与恼火，遂产生了借混乱之机摆脱傅斯年与史语所另谋生路的念头。后来有人说，当年史语所人员全部被傅斯年动员去台湾，就是没有动员郭宝钧。对此传闻，几十年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石兴邦曾作过说明，当年郭也在傅的动员之列，只是郭一时四顾茫然，下不了决心，踌躇中便向夏鼐问计，聪明过人的夏鼐毫不犹豫地对郭说：“我们不要走，我们还有前途，我们留下还有许多事情要做。”石兴邦说，这个话郭宝钧后来在考古所召开的大会小会上说过好几次，当时夏鼐在场，以郭的性格和言行推断，没有撒谎的必要，可见外界传闻是不实的。
1980年，身为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兼系主任的张光直到中国大陆访问，其间与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夏鼐进行过交谈。同为李济的得意门生，夏在谈话中对张坦露心迹，把自己一生的大体经历告之对方。张在笔记本上有过这样一段记录：
一九四七年傅去美，找夏作所长，约法三章才同意。
（一）不得为后例；（二）只一年；（三）如作了后得罪人，允许离所。
一九四八年卸任。怕傅延命所长，故未随去台。同时也不怕共。
这个记录被后来由大陆赴美国哈佛访学的青年考古学家陈星灿抄录并公开披露。按陈星灿的说法，“傅斯年赴美治病那一年，不足四十岁的夏鼐代理所长，这一点人尽皆知，但鲜有知道‘约法三章’者。这件事，我估计也不会有任何文字留下来，因为这本来就是他和傅斯年之间的默契，所以这段文字对于了解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情况，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傅斯年对夏鼐的器重和夏鼐对傅斯年的敬重，在近年公布的档案中多有流露，所以夏鼐才会有‘约法三章’之举。但把夏鼐不肯离开大陆解释为害怕傅斯年再次派他的差事，不知道是夏的真实想法，还是张的记录有误。因为这种解释太简单，也不太符合逻辑。”
对此，陈星灿分析认为：“夏鼐满肚子的学问，需要找一个施展的机会。一九四九年以前，他虽然参加过几次西北和西南的调查和发掘，已经发表的论文初步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但积累的.材料毕竟有限，而殷墟的资料整理和研究他又没有参与，所以排除他的政治倾向，但从学术的前景来看，他不去台湾，自在情理之中。据说，夏鼐的老朋友，科技考古史家王振铎先生当年也不愿意随傅斯年迁台，傅劝说无效，遂把自己的烟斗和旅行帽赠之以为留念，并深情地说：‘留下也好，共产党会重用你们的！’这也许是张光直笔记中所谓‘同时也不怕共’的注脚。”
陈氏的怀疑与分析自有其道理，就从已公布的傅斯年档案与其他相关材料看，在1948年大地陆沉之际，傅让夏鼐随所迁台是真，但没有看出让夏到台湾出任史语所所长的言辞与迹象，而事实上也不太可能让夏在如此混乱的局面中担当一所之长的重任。若夏出任所长，那么李济、董作宾、凌纯声、芮逸夫等大腕级人物又作何安排？众人又如何服膺？工作又如何展开？傅斯年又如何自处？局促于一隅之地毕竟与在大陆不同，且这个所长不是代理，而是要“真除”，即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