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昭燏禀承和坚持的独身主义，可谓生逢其时，但又并不得意。在一个纷乱并渐渐失去理智的社会里，她所得到的不是心灵的安静与快慰，相反的却是沉滓泛起的鼓噪与不怀好意的流言甚至毒箭。面对内心的苦痛，她只好躲到无人处，或像鲁迅所说自己痛苦时索性躺在荒山里，在草莽中，舔着自己的伤口。但这个躲时避世的方法，仍无法使她的伤口愈合，无休止的思想改造运动一直伴随着她形影不离，且逼迫其走出荒野直面酷烈的人生苦痛。湘乡荷叶塘曾氏家族从前是一种荣耀的世家身份，而如今已完全变成一座压在自己头顶上推之难去、避之不及的大山，随着改天换地的时势巨变与政治风浪兴起，曾家和太平天国在南京的陈年旧事，于新的历史交叉点上又阴阳差错地再度掀动起来——尽管矛头指向的是“汉奸、刽子手曾国藩”，而没有指向原本无辜的曾昭燏。1949年底，国共两党彻底翻盘，江山易主后，整个大陆掀起了一股歌颂农民造反的热潮，鼓吹社会的进步是农民战争直接作用的结果。一些政客文人见风使舵，很快把精力集中到农民造反与革命的主题上来，借题发挥，兴风作浪。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南京市开始筹备太平天国起义百年纪念会并筹建纪念馆，而已是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的罗尔纲奉命与文物考古人员，在太平军当年活动的主要区域南京、上海、苏州、无锡、绍兴等地收集、鉴定有关太平天国史料，并为即将举行的大规模展览作准备。在搜集史料过程中，发现了许多与太平天国相关的遗迹和文物。1952年，在南京堂子街72号、74号住宅，发现了疑似太平天国壁画的东西。这年12月7日，罗尔纲邀请曾昭燏、潘菽、胡小石等文物专家前往堂子街实际勘察并确定为原物。曾昭燏事后执笔撰写了《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国某王府遗址调查报告》一文刊布。随后几年间，大量太平天国史料陆续被发现，据罗尔纲在1954年底批判胡适运动时所说，除了具有头等的人民艺术价值的太平天国壁画，另有“苏州忠王府的建筑经过鉴定了，太平天国结婚证书在绍兴发现了，天朝元勋曾水源的墓在南京发现了，太平天国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也得到文献证实了，在解放前我所见太平天国文献不到四百种，现在已发现了一千二百多种了，这一切的一切，使我深切地体会到党和政府领导的无比正确”。
就在罗尔纲于全国政协大会上颇为得意自豪地说这个话的时候，当年随他一道前往堂子街鉴定壁画的曾昭燏，对政治始终保持高度警觉，如同躲在窝中受惊的野兔，一有风吹草动便迅速拿出相应的脱险对策，在太平天国问题上也是如此，否则就落入圈套。据后来一度担任过南京博物院院长的梁白泉说“上边每有个什么运动，她（曾昭燏）总是闻风而动”，当批判胡适唯心主义思想兴起时，她又“闻风而动”，立即把胡适当年亲自题名赠与她的一部印刷精美的《胡适文存》从箱底翻出来交给了“组织”。梁白泉此言，意在表达曾昭燏对党的忠诚和对政治运动的热情，但观其后来的言行，便可知这个“闻风而动”实是一种表象，内在的真相则是隐含着曾氏内心的恐惧与自保策略的无奈之举。
曾昭燏与胡适的交往并不多，由于她与其兄曾昭抡，以及陈寅恪、俞大维、傅斯年等学界名流和军政要人等亲友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胡适相识进而相知则是自然和顺理成章的事情。
1948年冬，国民党在淮海战场上节节失利，大批伤兵空运到南京，一部分进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陈列室治疗养伤，搞得整个博物院乌烟瘴气。曾昭燏对此大为不满，在劝说无效的情形下，致函北大教授、著名敦煌文物专家王重民，恳请王氏向时任北京大学校长，也是中央博物院理事的胡适反映。王在12月2日致胡适信中说：“曾昭燏女士来信，说最高（当局）命令中央博物院古物集中，空出房子住荣誉军人，明知先生爱莫能助，但她愿重民转告先生。”由这封信可见曾氏对胡的敬重和仰仗之情。当江山易主，“批胡”与“倒胡”运动山雨欲来时，已成惊弓之鸟的曾昭燏以一套《胡适文存》仓皇应对，于危急中不失体面地蒙混过关，实属无奈中的一个对策。眼看批胡的高潮大幕在全国拉开并逐渐升级，众多文化学术界人士或被迫、或自愿地在报刊电台对着镜子喊王八——既骂胡适的幽灵又骂自己，丧心病狂地歪曲事实并对胡适的影子一顿刀砍斧剁。深受儒家文化熏陶并具有西方教会学校背景的曾昭燏，在表面积极响应的同时，内心的文化良知与道德规范又使她作着脱逃溜滑的准备。当“组织”派出官员挟“运动”之威到南京博物院下达批胡任务时，作为一院之长的曾昭燏只是召集全院人员开会传达指示，让众人现场声讨，会散之后便偃旗息鼓，未再鼓动群众撰写批斗文章在院内张贴和报刊发表，更未亲自出头露面对胡适展开口诛笔伐。当“组织”.?派人令其书写文章在报上发表，以彰显本省文化思想界对运动的态度和批胡业绩时，曾氏以“与胡适交往不深”为由作了坚决的拒绝。
许多年后，南京博物院研究员陆建芳认为，曾昭燏这个冒有极大政治风险的做法和抉择，除了对胡适的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