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诡谲之处还在于，就在史绍宾抛出《吴晗投靠胡适的铁证》的当天下午四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播出中央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消息之后，接着播发了新华社另—条电讯：
中共新改组的北京市委决定：（一）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二）撤销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改组；（三）在北京大学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
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社论，痛斥“三家村”反党集团，连带地提出北京大学也是前北京市委控制的一个“最顽固的堡垒”。
此前的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贴出了《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6月1日，毛泽东命令向全国广播聂元梓等人书写、火药味呛人的号称“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指责陆平、彭佩云实行“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号召全国人民“坚定地、彻底地、干净地、全面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在大字报内容播出的当天晚上，中共中央派出由江青、康生等人实际掌控的工作组进入北京大学，取代了原来的领导班子，陆平、彭佩云作为“黑帮分子”被革职查办。
6月4日《人民日报》社论称：“现在，北京大学已经出现了一个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打响了第一炮。这张大字报在电台上一广播，在报纸上一发表，全校人心激动，一片欢腾。无产阶级革命派扬眉吐气，左派队伍迅速扩大。千万张大字报，像排炮一样，打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头上。”
就在千万张排炮一样的大字报在北京大学“反动分子”头上狂轰乱炸之时，有几张不幸落到了历史系教授汪篯的头上。因了这几张大字报，汪篯命赴黄泉，成为北京大学“文革”中第一个罹难者。
汪篯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史学系，后考入昆明北大文科研究所，拜在陈寅恪门下读研究生。1940年6月，陈寅恪受牛津大学之聘离昆去香港转赴英国讲学，汪氏又受郑天挺指导，后随史语所迁往李庄板栗坳，与张政烺、任继愈、逯钦立、杨志玖以及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等人一起在李庄居住生活达六年之久。在读书和做研究期间，享受傅斯年专门批发的每月30元津贴补助。据当年与汪氏同在李庄生活的同学周法高回忆：“汪篯和下一届的研究生王永兴都是在陈寅恪先生指导之下念中国中古史的，汪篯的硕士论文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母系的研究》。”关于汪在昆明、李庄时期的学习、生活状况，周法高的评价是：“汪篯人很聪明，可是读书没什么恒心和耐心，有时好多天不看书，有时好多天挑灯夜读。这种起居无节、作息不时的习惯，不大适宜做沉重的学术研究。《论语》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顾炎武的诗句说：‘道远不须愁日暮。’胡适先生晚年时常提到这句诗，意思是说：不必愁年纪的老大，路程的遥远，只要有智慧有毅力有恒心就可以一直向前完成大业。汪篯是属于智慧型的，而缺少恒心，我在后来也很少看到他的著作发表。不过由于他的聪明、博学和口才，仍然在北方大学里作教授，也许很叫座。在某些中国史大学教科书前面，有时看到他列名于集体编撰者之中。1954年，中国科学院曾经决定请陈寅恪先生由广州岭南大学到北平任历史研究所ib.第二所的所长，就是派汪篯去的，后来陈先生没有就聘。”
周法高所言大体不差，就汪的才分而言尚属人中少有的才子，只是缺了一个“恒”字，这个说法得到了资料的支持。1942年2月6日，郑天挺曾为汪篯留校事致函傅斯年征求意见：
汪篯人甚聪明，根底亦好。但生活不甚有规律，用功时或至通宵不寐，不用功时或竟数日不读书，以故论文尚未做好。弟个人颇觉其将来可有希望，前言之汤公（用彤），欲俟其毕业后留之北大，不知兄意云何？
让郑天挺失望的是，汪篯随史语所自李庄返南京后，没有留在史语所工作，也未能进入北大，而是远赴吉林长白师范学校教书。是否傅斯年也与周法高有同样感受或有其他复杂的原因而没有把汪氏留下，不得而知。有据可考的是，汪篯对北方严寒感到极不适应，并不断致函郑天挺诉苦求援，希望导师能“拉学生一把”，让自己重返北大。1947年4月9日，汪在给郑天挺的信中写道：“自来吉林，十旬瞬届。……关外奇寒，去冬特甚，经常在零下三十度左右，尤甚时竟至零下三十八度。……坚冰在须，亦属常见之景象矣。……虽燃壁炉，仍未能免［于奇寒侵袭］也。”继而说教学工作之忙乱与生活之无趣，“益感心力交疲，精神全竭，以是亦大少研读进益之余暇。长此以往，心致孤陋寡闻，不能复振，宁不可哀？！故企盼吾师遇有机缘时，予以提携为感。”最后特别强调“名义、待遇，在所不计”。
正在郑天挺为汪篯重返北大想方设法时，汪实在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