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24岁的穆旦遇到了生命中一个重大转折。这年2月，他响应国民政府青年知识分子参军入伍的号召，以助教的身份报名参加了名噪一时的中国远征军，在副总司令杜聿明兼任军长的第五军司令部，以中校翻译官身份随军进入缅甸抗日战场与日军作战。纵览中国抗战八年历史，校园内声势浩大的青年学生从军热潮共有两次。第一次是1942年年底到1943年夏秋；第二次就是日本军队打到贵州独山之后的1944年下半年。
首次大规模学生参军的背景是：1941年年底，日寇继珍珠港事件在太平洋暂时得手，又以精锐师团横扫东南亚，英美军队望风披靡。1942年1月，日军大举进攻缅甸，势如破竹，缅印战场告急，中国唯一一条通往外部的交通命脉面临被切断的危险。在英、美两国元首建议下，中国政府于1942年2月以杜聿明第五军、甘丽初第六军、张轸第六十六军和第三十六师编组为中国远征军，准备进入缅甸与驻缅英军协同作战。远征军以中国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为司令长官，杜聿明为副司令长官，由中国战区参谋长、早年毕业于西点军校的美国人乔·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将军任总指挥官。部署初定，日军得到情报，于3月8日以精锐师团抢先攻陷缅甸首都仰光。3月12日，英国政府急电蒋介石，请求中国远征军火速入缅作战，以支持溃不成军的英国军队。蒋介石下令成立不久的十万中国远征军向缅甸挺进。在罗卓英、杜聿明率领下，远征军先头部队仓促开赴缅甸战场，以迎击扑来之敌，抗战以来中国国民党军队首次在境外打击侵略者的序幕由此拉开。远征军以劣势装备之单兵种——陆军（机械化部队仅装备一个师），在缅甸战场同优势装备的日本陆、海、空三军联合兵种展开了殊死较量。
中国远征军先头部队第五军戴安澜师长率领的第二百师在同古（现缅甸东吁，或译东瓜）与日军第五十五师团遭遇。狭路相逢，大战随之展开。自3月18日正式交火，中日双方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死打硬拼，战事越演越烈，一时呈胶着状态，难决胜负。据时为中国远征军总指挥部参谋王楚英回忆：“刚刚入缅的远征军第二百师就在距仰光50公里的同古城与日军交火，在没有空军支援的情况下，（第二百师）以集束炸弹、汽油瓶同数倍于己的日军血战，顶住了日军12天的猛攻，歼敌近5000人。”这次战斗是中国远征军入缅之后遇到的第一场正面攻防战事。当时国内战局已进入中日相持阶段，战争进行得异常艰苦，急需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而国际上，盟军的处境亦非常艰难，同样需要中国军队在缅甸拖住日本，避免其抽调兵力进入其他战场，打乱盟军整体战略计划。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同古之战的局势意味着中国远征军成为日军强有力的克星。遗憾的是，在连续予敌以重创之后，由于中、美、英三国在缅甸的战略目标不甚一致，统帅部对曼德勒会战估计错误，远征军内部指挥系统不够统一，致使中国军队陷入被动，补给断绝，最终导致功败垂成。杜聿明不顾史迪威反对，毅然命令该师放弃同古，于30日拂晓渡河撤退转移。中国远征军的首次战役，就这样铩羽而归。
更为糟糕的是，战事延至4月底，中国远征军东路力战不支，被迫分两路向国内和印度境内撤退。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向导，撤退军队在茫茫热带雨林.中迷失了方向。远征军所属第五军军部、新二十二师及第六十六军所属新三十八师共几万人，在日军尾随其后、穷追不舍的情形下，由杜聿明、戴安澜等将领率领，被迫翻越气候环境极度恶劣的野人山。经九死一生，远征军残部终于撤往印度与滇西。此后，这支部队被纳入盟军国际战场。而在此之前，孙立人率领新三十八师经过长途跋涉，进入印度。未久，根据蒋介石命令，与国内最新开进的青年军一起被整编为中国驻印度远征军，简称“驻印军”。由于战事失利，原中国远征军正副总司令罗卓英、杜聿明被撤免召回国内，由美国人史迪威将军和中国将领、黄埔一期出身的郑洞国接替指挥。当此之时，英美的先进武器和机械化设备陆续赶运至印缅战场，为适应盟军作战需要，史迪威、郑洞国两将军要求中国国民政府迅速征集一批会英语，懂机械化设备和先进武器的青年学生入伍，空运到印度兰姆伽训练基地接受战前训练。与此同时，由于美国空军部队如陈纳德将军率领的飞虎队等来华助战，在桂林、昆明等后方相继设立基地，亟须大批翻译人员与懂机械化设备的后勤人才协助，国民政府开始在西南各高校动员学生入伍。一大批学生纷纷响应，投笔从戎，来到空军基地从事各种服务性工作。包括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女儿梅祖彤、儿子梅祖彦在内的一大批青年学生，就是这个时候先后离开联大，投奔到美军驻昆部队和空军基地服务的——这是第一次高校学生从军的历史背景。
第二次参军的学生在集中接受短期训练后，随着抗日战争胜利的接踵而至，号称十万之众的青年军在一片混乱啸叫声中，以虎头蛇尾的形态宣布解散，在抗日战争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值得一提的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