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叶企孙于凄苦中悄然作别世界的时候，同侪中蛰伏岭南的陈寅恪已去世七年有余。再过一年零一天，病卧陕西泾阳家乡的吴宓，也将命赴黄泉，在另一个世界与陈、叶等清华好友团聚一堂。
1942年8月，任教于西南联大的吴宓被教育部聘为英国文学“部聘教授”。按规定，每个学科在全国范围内只有一人，本次共选出“部聘教授”十六人，分别是陈寅恪、陈建功、吴有训、吴宓、曾昭抡、周鲠生、张其昀、徐悲鸿、李四光、柳诒徵、梁希、汤用彤、胡小石、苏步青、茅以升、黎锦熙。当年“哈佛三杰”陈寅恪、汤用彤、吴宓同时位列其中，可见“三杰”之说并非虚妄。教育部此举，对抗战时期正处于艰难困苦中的知识分子是一个鼓舞。据《吴宓日记》说，清华外文系主任陈福田“首来函（英文）道贺”，但吴认为“此固不足荣，然得与陈寅恪（历史）、汤用彤（哲学）两兄齐列，实宓之大幸矣！”
在吴宓心中，此时的陈福田是否内心发点酸水，或假做恭维状来个猫贺老鼠等，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自己的学术水平和劳动成果得到了政府承认并赐以荣誉，且与陈寅恪并列齐肩，这是特别引以自豪的。当然，一旦成为部聘教授，也有经济上的实惠，除由教育部每月支付薪金600元，另外还有每月400元的研究费。而当时一般教授的薪水每月仅为360元，可见这个实惠也确实有点实在的东西。
自抗战军兴，吴宓由北平转长沙、蒙自，再至昆明的近六年间，生活过得并不愉快，费尽苦心追求的毛彦文，尽管那个大自己几十岁的糟老头子早已死掉，但对吴宓的痴情与数十次透着火辣辣感情的书信不复一言，甚至让其亡夫熊希龄的同乡沈从文将不曾拆封的吴宓来信原封寄回，且在信封上注有“永勿来信”的大字以示警告。除毛彦文外，在吴宓心中掀起爱情波澜的另外几位女子如K、绛珠、黎宪初、卢雪梅、高棣华、陈仰贤、张尔琼等等，无一人对其倾心相注。而吴宓在清华与西南联大的学术地位，也非当年可比。思想文化的差异，对政治、人事认识的不同，以及上下左右甚至同事间的倾轧，随着越来越复杂的环境变化令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在抗战前的1937年6月29日，《吴宓日记》曾记载过一件令他不快与警觉之事：“12：00方午餐，文学院长冯友兰君，送来教育部长公函，拟举荐宓至德国Frankfourt-am-Main之中国学院任教授。月薪仅四百马克，不给旅费。按此职即昔年丁文渊君所任，原属微末，而校中当局乃欲推荐宓前往。此直设计驱逐宓离清华而已。蛛丝马迹，参合此证，则此次系主任易人之事，必有一种较大阴谋与策划在后，宓一身孤立于此，且不见容，诚可惊可悲矣！”好在此次吴宓还算心中有数，没有落入冯友兰等辈设下的圈套而被驱出清华。
抗战爆发，清华南迁后的1937年11月19日，吴宓一到长沙，就得悉临时大学文学院设于衡山圣经学院并于当日开学，文科教授需赴南岳授课。下午，吴宓赴长沙北门外麻园岭22号清华办事处报到，5点30分赴湘雅医院内湖南省教育厅长朱经农宅拜访。据《吴宓日记》载“先见朱，次梅贻琦校长出。宓向梅陈述北平近况，及清华被日兵占据情形，甚详。梅但颔首而已，似颇冷落。宓出。时，雨甚大，宓踯躅泥路中，灯少，昏黑不能见，往返迷途。”
从上述两则日记所述内容，不难见出清华高层对吴宓的态度，亦可见吴在清华中的地位之尊卑。而这种状况，到了昆明西南联大似未改变，1939年11月17日，吴宓在日记中就当日宴会情形又发了一番感慨：“宓深感宓近者与公宴，论年则几为最老，叙座则降居最末。今晚即然。其上皆校长、馆长、教务长、院长，宓仅教授而已。愈可见宓在此世间之失败而不容恋恋矣！”
此事在吴的内心引起的悲愤之情未平，又出现了钱锺书被陈福田、叶公超等辈排挤出清华之事。尽管年轻气盛的钱锺书曾公开放言“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等狂话，但天生“傻得可爱”的吴宓总是站在爱护后进的角度不以为忤。只是“太懒”的叶公超与俗人陈福田二人合力设谋，把个狂妄书生兼才子钱锺书一脚踢出门外，任其流落他乡。吴宓对陈、叶二人向校长梅贻琦进献谗言大为不满，认为彼辈“殊无公平爱才之意”、“皆妾妇之道也”，并以悲天悯人的情怀为钱锺书重返联大奔走呼吁。但“终憾人之度量不广，各存学校之町畦，不重人才”而作罢。
因了这一连串的事件，吴宓对陈、叶二人大为不满，彼对吴宓亦心存芥蒂，双方之间屡生龃龉，裂痕渐大，促使吴宓萌生去意。1940年1月29日，吴宓突然收到西北大学校长胡庶华和教育部次长顾毓琇的电报，敦请其为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吴考虑再三，复电顾次长并转胡校长“敬谢雅命”。但在嗣后的半年多时间里，是否往西北大学又几经反复，颇为踌躇。1940年7月26日，吴宓同时接到浙江大学和西北大学的聘电，且均言明月薪之数，浙大为380元，西大为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