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全国展开“拔白旗”，批判“厚古薄今”运动中，时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的陈寅恪与吴宓一样，遭到无情加无理的批判，陈氏遂向学校提出不再教课，以免毒害更多的师生。身处西南一隅之地的吴宓闻讯，对老友陈寅恪的处境十分关切和挂念，遂产生利用暑假赴广州探望陈氏夫妇的想法。因全国各高校政治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吴宓不得脱身，这个愿望直到两年之后才得以实现。
1961年7月30日下午，吴宓作长函致陈寅恪，“述一年来宓之情况。告即来粤晋谒，请通知此行应注意之事项”云云。8月4日，陈寅恪收到吴宓航空信函并作了如下回复：
雨僧兄左右：七月卅日来书，顷收到，敬悉。因争取时间速复此函，诸事条例如下：一、到广州火车若在日间，可在火车站（东站即广九站）雇郊区三轮车，直达河南康乐中山大学，可入校门到大钟楼前东南区一号弟家门口下车。车费大约不超过二元（一元六角以上）。若达（搭）公共汽车，则须在海珠广场换车，火车站只有七路车，还须换十四路车来中山大学。故搭公路车十分不方便。外来旅客颇难搭也。若搭三轮车，也要排队，必须排在郊区一行，则较优先搭到。故由武汉搭火车时，应择日间到达广州者为便。岭南大学已改称中山大学。
二、弟家因人多，难觅下榻处，拟代兄别寻一处。兄带米票每日七两，似可供两餐用，早晨弟当别购鸡蛋奉赠，或无问题。冼玉清教授已往游峨嵋矣。
三、弟及内子近来身体皆多病，照顾亦虚有其名，营养不足，俟面谈。
四、若火车在夜间十一点到广州，则极不便。旅店由组织分配，极苦。又中大校门在下午六点以后，客人通常不能入校门。现在广州是雨季，请注意。夜间颇凉。敬请行安六一年八月四号下午五点半弟 寅恪 敬启吴宓接信，于8月18日复函，告知陈寅恪自己先乘船沿长江下行，抵武汉大学访友，然后起程赴粤，约于8月26日到广州，粮票所带甚多，每日可有一斤，无须另备早餐等。8月23日清晨，吴宓由重庆码头登船赴武汉大学访问旧友。到武大后，因故旧较多，来访者络绎不绝，直到8月29日始由武汉乘火车向广州驶去。
按原定计划，吴宓所乘火车到达广州的时间为白天，但一入广东境，因洪水泛滥，铁路多处遭塌阻或淹没，火车时走时停，直到30日夜晚11点30分才抵车站。时陈家已派出小彭、小彭夫婿林启汉与陈美延三人前往车站迎候。吴宓出站，“乘中山大学之汽车，过海珠桥，行久久（似甚远），方到中山大学。即入校，直抵东南区一号（洋楼）楼上陈宅。寅恪兄犹坐待宓来（此时已过夜半12时矣）相见”。只见陈寅恪“双目全不能见物，在室内摸索，以杖缓步；出外由小彭搀扶而行。面容如昔，发白甚少，惟前顶秃，眉目成八字形，目盲，故目细而更觉两端向外下垂（八）”。
老友相见，自是一番感慨。尽管陈寅恪目盲病弱，但因吴宓的到来显得精神兴奋，憋在心中的话也如开闸的洪水倾泻而出。吴宓在日记中敬重地记下了这次相见的场面与陈氏思想志向，谓：“党国初不知有寅恪，且疑其已居港，而李一平君有接洽龙云投依人民政府以是和平收取云南之功，政府询其所欲得酬，李一平答以二事：（甲）请移吴梅（瞿安）师之柩，归葬苏州——立即照办；（乙）请迎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居庐山自由研究、讲学——政府亦允行，派李一平来迎。寅恪兄说明宁居中山大学较康乐便适（生活、图书），政府于是特致尊礼，毫不系于苏联学者之请问也！（宓按：刘文典之为政府礼重，亦必由于李一平之力；典1956对宓所言由于苏联学者之曾读典所著书而追询及典，乃有政府拟派其赴苏联讲学之意云云，恐非事实。又按王德锡之得入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似亦出于李一平之推荐）。”
吴宓记述中所说的李一平，云南大姚人，20年代初肄业于东南大学，是吴梅的得意门生。青年时代曾领导参与南京“五卅运动”，结识陈铭枢、廖仲恺等人，并参加过北伐。后与林森、陈诚、李四光等人交往甚密，无党派人士。解放战争后期，曾策动云南滇军倒戈，为中共政权控制西南建过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等职。因吴梅早年曾拜陈三立为师研习诗词，李一平继之与陈氏家族建立了密切关系。从上述事例中可以见出李一平其人高风亮节与对师友的敬重和情意。
吴氏提到的苏联学者请问一事，是流传于学术界的一则逸闻，说的是1949年年底，毛泽东访问苏联，与一代霸主斯大林会晤时，对方突然问起陈寅恪的行踪，毛泽东感到意外，询问详情，才知斯大林在写《中国革命问题》时，曾引用了陈寅恪著作中的很多材料。毛泽东不知陈寅恪是何方人士，当然更不知其踪，但既然世界头号“大鳄”斯大林如此重视，说明此事非同小可，遂立即表示回国查询后再呈报。当夜，一份特急密电发往北京，相关人员迅速行动，这才知道陈寅恪没有去香港，而是流落到了广州的岭南大学。自此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