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人中有多半又不是法国人，他们是受害者。更令人气沮的是，这中间还有像田老二那样的歹徒。就事论事，到底是曲在洋人，还是曲在国人呢？想到这里，曾国藩不觉心寒起来。他离开躺椅，来回活动几下，又坐到书案边的藤椅上继续想着。
尽管这样，洋人毕竟是可恨的。中国人不欢迎他们，讨厌他们的教会，他们为什么要死皮赖脸地待在中国呢？为什么要强行在中国传播他们的教义呢？他们究竟意欲何为：是为了掠夺中国的财富，还是要迷惑中国人的良心？清议也不是然没有道理的，我们应该借此机会，将一切外国人统统赶出国门，从此以后，不与他们往来，关起门来办自己的事。你的船坚，我们不稀罕；你的炮利，我们不需要；你的千里镜看得远，我们自古以来没有这东西，也照样行军打仗，善用兵者亦能取胜。清议毕竟代表中国的民情、民气、民风。假若他曾国藩这时站在天津，如此振臂一呼，天下人都会竖起大拇指。称赞他为爱国英雄。而如今他却要奉太后、皇上之命，代表中国向洋人低声下气赔不是，驱使工匠去修复百姓怒火焚烧的教堂，用隆重的礼节去安葬枪杀中国人的凶手，拿数十万白银去抚恤被人们恨之入骨的洋人，杀中国百姓的头去平洋人的怨愤。他曾国藩哪怕功勋再大，地位再高，道理再充足，他的举动也是逆民心拂民望，损国格坠君威的，他也会受千夫所指，遭万人唾骂，像张邦昌、秦桧那样，作为一个汉奸卖国贼而遗臭万年。
曾国藩想到这里，浑身颤抖，不能自已。他叹息自己命苦，不料老来遭此大难。如果这时仍在两江，或调在除直隶外的任何一省，这种倒霉的事也不会轮到他的头上来。说不定还可以讲几句体面话，犹如二十多年前的家信中所写的那样，称赞姚莹斩杀英夷为大快人心之事，还送诗给前往福建做官的金竺虔，鼓励他：“海隅氛正恶，看汝斫长鲸。”
当然，现在也可以急速给太后、皇上上书，历数洋人之罪，力申民气可用，向洋人宣战，以自己的声望，说不定太后、皇上也会采纳，但后果会怎样呢？十年前，朝廷与洋人接仗，大大小小也打了不下百场，但几乎无一仗占上风，有时候看起来是胜利，旋踵而来的便是更大的惨败。三十年前的那次烧鸦片烟的战争，给刚刚进入仕途的曾国藩以深刻的刺激，直到今天，他仍然清楚记得。当年道光帝派林则徐到广东去禁烟，又同意他以武力回击英国人的武装侵略，但后来仗打败了，道光帝又把责任部推到林则徐的身上，将他革职充军。道光帝号称圣明，颇思有所作为，尚且如此出尔反尔。太后乃妇道人家，皇上为未成年的童稚，更不能指望他们承受开仗后的巨大风险。到头来，自己就会变成把国家推进灾难中的罪魁祸首，而国家必定也在人力、财力上蒙受着大百倍千倍的损失。
“大人，大沽口水师总兵送来急报，洋人又开来六艘炮舰，连前次三艘在内共有九艘，部荷枪实弹。”赵烈文心急火燎地推门进来。
“哪个国家的？”
“法国的。”
曾国藩大吃一惊。照会上说，法国的炮舰还在红海，这六艘战舰又是从哪里开过来的呢？这些可鄙的洋人，又凶恶又狡诈！
“你代我写个便笺，告诉水师吕镇，叫他不要惊慌，作好战争准备，我正调集大军前往大沽口援助。”
“好，我就写。”
“你还代我给省三写封信，叫他立即从张秋出发，前来天津听命！”
“是。”
曾国藩长吁一口气，说：“省三这封信，本应我亲笔，但我今天太忙，不能分心。你信上说明一下，写好后，我签个名。”
赵烈文转身出去，然后再把门轻轻带上。
这个意外的军情，迫使曾国藩立即把思路转到对待罗淑亚、威妥玛的照会上来。“兵端决不能自我而开！”这个赴津前夕便已定下的决策，此时更加坚定了，那么，剩下的便只有委曲求一条路！“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呀！”屈辱的选择，使曾国藩痛苦莫名！修复教堂和惩办凶手，都还好办，五十万银子虽然多了些，也忍痛拿出来算了，礼葬丰大业虽不情愿，也忍受一下就过去了，只有官员抵命一事是万万不可接受的，这不仅大损朝廷尊严，也于国法不合。仅这一条不同意，大概也不至于使得和局决裂。
傍晚，崇厚一进文庙，就将大沽口新增六艘法国兵舰事，作为一条大新闻告诉曾国藩，又一次劝他部接受法英两国的照会。
“崇侍郎，你明天代表我去回复罗淑亚、威妥玛，就说除官员抵命一节不能接受外，其余几条都接受。”
“老中堂，何必为这几个人坏了和局大事呢？”崇厚面有难色地说。
“崇侍郎，你身为朝廷要员多年，当知维护我大清帝国的尊严。”曾国藩一脸正色地说，“这四个官员绝对不能抵命，宁可冒开仗之大不韪，老夫在这一条上也不会让步。如果洋人硬要坚持，你可告诉他，我九千铭军正在向天津靠拢，李中堂的平回淮军也已奉调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