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不可自治，若民可自治，则庙堂何之？郑玄皱着眉头，挥动着手臂，强调语气，庙堂治民，修路架桥，通渠开矿，皆需调度，岂可由民自处？若民以自治，必仅为耕织也！其郡犹能焉？其国可强乎？无庙堂之法，定无百姓之善也！
黄老之说，以民自为，以期大治，此乃谬也！大谬也！郑玄非常严肃的说道，民之自为，皆出于私也！奈何天下之大公，必损小私是也！如战场之大胜，必有兵卒之伤亡，若以私论，民惧伤亡而不进，恐妻子之无养，如何可胜之？
徭役，税赋，征战等等，何有百姓可为之？郑玄继续说道，上古之民一日所得，与今可比乎？何也？朝堂固有其弊，然不可因噎废食！道法自然不假，然民自治则不可！
郑玄说得很严肃，很认真。
他不是愤怒，也不是狡辩，而是真的在和司马徽在探讨。
因为他就是这么认为。
郑玄在早期的学术思想当中，他认为是存在天神的，也认可天子一说。这一点在他还没来长安之前对于《尚书》的注解之中可以见其一斑。而且郑玄还认为五行当有五材，然后有日月五星什么的，然后因为什么政道不通则神怒，神怒则五材失其用，不得用则逆人心，人心逆则为祸乱……
很显然，这是一个看起来好像是通顺，但是并不合理的逻辑。
对于这个逻辑的错误之处，后世里面怕是小学生都能指出来，但是对于汉代的人来说，却很有市场，因为这种天人感应的学说，已经用了三四百年了。想想看后世学阀才用多少年就已经是盘踞着学院顶级的位置，掌控着喉舌，勾结一气排挤旁人，公然造假相互炒作，然后掌控了三四百年的时间汉代儒家子弟应该是什么样子？
汉代的这种天人感应，原本只是宣扬君权神授，神化皇帝，如果君主的行为符合天神的意志，就会由上天降下种种嘉瑞、符瑞以示隆兴，反之，若君主过失，上天则会降下种种灾异以示警告。由此进一步推论，所有人的生死、贵贱、贫富、祸福都是由天命决定的，所以应该恭顺天命，服从封建统治。
这其实就已经是有些走回头路了。
刘邦好不容易将权柄从血统高贵的旧贵族里面抢过来，结果他孙子又搞了一个天人感应，然后一步步的又还了回去……
但是在郑玄到了长安之后，他因为正经正解的争论和辩解，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之前的一些经文的注释，开始从原始的天人感应理论当中摆脱出来，逐渐的从唯心走向唯物。
郑玄渐渐的开始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表示只要按照有序的安排，按照客观规律行事，那么就可以得到好的结果，并且不再特别强调那些什么祥瑞之事。
这样的转变，是因为郑玄的政治立场的变化。
郑玄原先在政治立场上，是偏向于保守和正统的，他认为封建制度是合理的和永恒不变的，符合天意的，因而积极维护封建统治的中央集权制，反对地方割据势力，所以郑玄当时非常厌恶袁绍，也不喜欢曹操。
不过现在，郑玄虽然同样也反对地方割据势力，但是他同样也意识到，并非所有的地方割据势力都是残害百姓的，都是乱世的祸根……
尤其是斐潜在取得了关中稳定之后，并没有大举进攻山东，而是依旧对天子表示遵从，虽然郑玄也明白这只是表面上的遵从，但也足够让郑玄大感欣慰。
因为郑玄从根本上，还是认同汉室的，他认为作为人臣，至少必须具备三德之一，忠义勇，不可全无，若是全无那就根本不够资格作为一个臣子。所以在郑玄的整体事项理论当中，虽然现在被剔除了谶纬的部分，也不再强调神灵和祥瑞等事，但是在对待君臣关系，治理百姓等制度上，郑玄依旧认为是要严守等级秩序，才可使政治稳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而对于司马徽来说，他认为斐潜现在做的就很好。
司马徽认可的政治制度和郑玄完全不同。
简单来说，司马徽认为朝堂距离地方太远了，朝堂的责任是只需要管理好各地大员即可，但是不应该制定一些没卵用的政策去捆绑各州郡的手脚。
而且从某个角度上来说，汉代的朝堂么，也确实做得不怎么样……
庙堂……好好，既然郑公说庙堂，那就说庙堂……司马徽捋着胡须说道，昔日孝顺帝崩，冲帝始在襁褓，庙堂何为之？求请太后临朝尔，太后又是何为？诏冀与太傅、太尉参录尚书事。冀身居高位，权掌朝堂，却侈暴滋甚。后孝冲帝又崩，冀立质帝。帝少而聪慧，知冀骄横，尝朝群臣，目冀而恶语，然朝堂之内大臣何为之？呵呵，任由跋扈进鸩，帝即日崩。
后孝桓帝即位，亲宦官而远清流，何也？孝质帝前车之鉴也！司马徽嗤笑道，倘若孝质之时，有朝堂大臣勇于任事，除暴降恶，岂有后宦官为祸乎？跋扈故然凶残，然宦官可除之，奈何清流不可为？孝桓帝之后，朝争愈烈，各思私欲，难存公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