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我受国务院体制改革委员会下属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委派，去海南筹建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体改办主任迟福林当所长，我做常务副所长。我当时档案在北京，人调到海南。开办之初，海南省委给了我们5万块钱、一辆车、一台电脑，<tt>九九藏书</tt>我们就靠这些办一个副局级研究所。有意思的是省政府还给了我们1万台彩电的批文，让我们用倒批文的钱作为开办经费。这样我们必须有个公司，用批文挣到钱给我们做研究。于是改革发展研究所的业务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搞研究，一部分搞经营，一部分办杂志。我负责招人、组织研究队伍并管理《新世纪》杂志，另一个人负责经营，招来的人里就有潘石屹。经营部门在倒批文的过程中还干点别的生意，比如潘石屹开了一家砖厂，还做会计培训，以至于我一直以为他是学会计的，其实不是。我当时提出，选人必须选跨两个专业以上的，单一专业背景的人知识面和能力比较狭隘，不大有发展。王启富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的，后来到中国政法大学读的法律；易小迪是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毕业、人民大学区域经济专业研究生。我是在中央党校第一次见到易小迪的，他带着女朋友一起过来，聊过以后他就去了我们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
王功权是吉林工业大学管理系的学生，也是学生会干部，毕业后分配到省委宣传部，是宣传部培养的年轻后备干部。他内心有理想、有激情，他的小孩刚出生一个星期，他就利用在家照顾老婆生孩子的机会偷跑到海南，在从广州到海南的大巴车上认识了刘军。刘军是北京理工大学毕业的，16岁上大学，分配在成都一个国营企业，听说海南有机会，没跟单位打招呼就跑到广州。在广州开往海南的汽车上，他和功权聊了一路。当时他们约定，到了海南谁先找到工作，谁就来“救”另<u>99ｌｉb?</u>一个人。功权先找到工作，干得还不错，在一家国营的秀港工业房地产公司，先是做办公室主任，不久又当上了总经理。他很够意思，在没有电话的情况下好不容易找到刘军，刘军便也去了那家公司。王启富当时是那家公司的办公室主任，跳槽过来到我们研究所应聘，他说他的老板叫王功权，是非常好也非常有理想的热血青年，一定要介绍我们俩认识。认识之后，我们谈了很多，就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198<samp></samp>8年，我先认识了王启富和易小迪，通过王启富又认识了王功权，但这时还不认识刘军，也不熟悉潘石屹，后来王启富和易小迪与潘石屹有一些交道。1989年4月份开京丰会议，因为我是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宣传部长，所以担任组委会副主任，海南北京两头跑。1989年夏天，功权因故被迫离开秀港公司。海南的改革发展研究所解散了，我回到北京，在牟其中那里打工。易小迪在当地用很少的钱开了一家印刷厂，雇了一些湖南农民，什么都印，包括结婚证，但一年赚不了一两万块钱。王启富失业了一段时间，刘军不知跑哪儿去了，潘石屹待的公司还勉强维持着。
我到南德牟其中那儿后，第一个跟过来的是王启富；过了一段时间他告诉我功权冒出来了。我们给功权打电话，他正好回海南办手续，一听我们找他，二话没说，顶着光头就往北京跑。后来我把他推荐给老牟。有个情节特别有意思，我告诉老牟，功权非常能干，当过法人代表，老牟说那让他把有法人代表名字的工商执照拿来吧。功权赶紧去找出来并复印了一份，老牟看了一眼，很快就重用他了。重用的标志是挪位子：北京冬天很冷，办公室坐了五六个人，新来的坐在最外面一排，最冷；功权刚开始坐在最外面，重用之后就坐里面去了，就跟“号子”里一样，挪了床铺。这种做法大概跟老牟坐牢的经验有关。
安顿了一点儿之后，功权又开始找刘军。刘军也是性情中人，虽然还不知道来了后能不能有活儿干，但也高兴地奔北京来了。
这样四个人都来到南德。王启富是法律室的副主任，功权是天津投资公司副总经理兼东南办主任，我是总办公室主任兼西北办主任，刘军是西北办副主任。我们的关系更加密切，经常在一起讨论今后的人生，在思想上已经形成了很成熟的合作基础。在那个时候我们就讨论过自己创业，开始想办一个万通代理事务所。名字是我起的，“代理事务”有点像“三T”公司，“万通”就是路路通，能做的就是帮人办事，出书、写文章、开会，积累一点钱然后再谋发展。虽然最终没做起来，但“万通”这个名字留在了大家心里。后来自己办公司时，一说用“万通”做商号，谁也没异议，仿佛早就有这个公司了似的。
我从南德出走后，老牟很生气，想炒刘军，还没来得及炒呢，刘军便写了一首嘲讽老牟的诗，然后先把老牟炒了。
1991年回到海南，易小迪的印刷厂是我们的落脚点。我们在准备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