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邓小平点名后，年广久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个只会写五个字（分别是“年广久”和“同乙”——指“同意”）的小贩被誉为“中国第一商贩”。在随后的十多年里，每逢改革风云变幻，他的际遇便会随之跌宕摇摆。
1986年春节前，傻<strike>９９ｌiｂ.</strike>子瓜子公司在全国率先搞起有奖销售，并以一辆上海牌轿车作为头等奖，三个月实现利润100万元。但好景不长，国家下文停止一切有奖销售活动，年广久阵脚大乱，公司血本无归。1989年底，私营经济再度成为灰色名词，芜湖市突然对年广久的经济问题立案侦查，罪状是他在与芜湖郊区政府联营期间“贪污、挪用公款”。年广久是一个文盲，看不懂按会计制度制作的规范的账本，于是企业里的财务自是一本糊涂账。他说过：我只知道进腰包多少钱，出腰包多少钱就行了。这个案件一直拖了两年，1991年5月，芜湖市中院判决，年广久的经济问题不成立，却因犯有流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三年。据年广久自己说，在法庭调查中，法官问他：你是否以解决工作为名，奸污过10名女工？他回答：不是10个，是12个。他后来对记者说：你给我凑足大满贯，我不如给你凑一打。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一点他的名，一个月后他就被宣布无罪释放。
年广久结婚四次。1987年，50岁的他同一个20出头的年轻女大学生第四次成亲，演出了一幕惊世骇俗的情感剧。在当时，他的婚姻成为人们鄙视暴发户的一个公证。年广久有了钱后，很希望邻里乡亲社会公众另眼看他。他想通过仗义疏财换取社会对他的尊重。在儿子上中学时，经班主任介绍，他准备给学校捐一笔奖学金，当学校就此进行讨论时，许多老师提出异议：给优秀学生颁发“傻子”奖学金，这不是往学校脸上抹黑吗？
年广久一直习惯于家庭作坊式的劳作，一直到50多岁，他都打着赤膊亲自上阵，在烧得通红的大铁锅前炒瓜子。当市场一大，他就忙不过来。瓜子不够卖时，他就到其他作坊收购，装入自己的包装袋，结果因为质量参差不齐而品牌大损。
1998年，中国改革开放20周年之际，《南风窗》记者多方寻访，总算在芜湖市再次找到61岁的年广久，他们用下列文字描述这位当年的“中国第一商贩”：他有些蓬乱的头发明显留着仓促起床的痕迹，一身藏蓝色的西装也不见平整挺括，被烟熏得发黄的手上留着长长的指甲，一颗硕大的金戒指在干瘦的手指上显得分外惹眼，瘦削的脸上透着市井生意人特有的精明。
年广久对自己的评价是：大错不犯，小错不断。而许多跟他有过往来的人则说他：小事精刁，大事糊涂。
2007年6月我见到年广久，和他聊了一会儿，仔细打量着这个个体户的活化石，完全印证了媒体对他的描写。
民营企业的第二代我称之为“公司时代”，实际上就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001年。所谓公司时代，就是自打有了《公司法》以后，所有的创业和经营活动是以公司形式展开的。这时个体户已经不吃香，由于民间注册公司越来越容易，所以大家都是以公司的形态开始做生意。而之前个体户、万元户都是以个人和家庭为单位开展经营的。
90年代初，有一个浪潮叫做全民经商，人们纷纷下海办公司，于是开启了“公司时代”。公司时代企业的经营范围扩大了很多，业务形态既包括传统的简单服务业，又包括大规模的内贸外贸，甚至个别的走私。有炒房地产的，有做期货股票的，有做制造业的，也有从事其他的经营活动的。由于进入公司时代以后，经营的业务范围越来越宽，市场化的要素也越来越多，比如土地也变成了市场化的生产要素，还有其他领域，包括有价证券、银行也越来越商业化，金融业也在慢慢开放。
这时，参与市场经济的人发生了很大变化。前面提到的两种人当中的个体户还存在，实际上现在数量还很多，但大家已经不重视他们，因为他们在经济当中的分量越来越轻。再大的个体户，也不顶你一个公司，一个公司盈利可能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而多数个体户基本上只是维持个人生活，不能够积累财富、快速发展。
干部子弟这时也不太吃香了，官倒已经没了，为什么没了呢？因为现在所有的政府垄断资源越来越少，大部分资源已经市场化了；权力以及权力拥有者的亲属也没有太大优势了，加上做生意也越来越需要创业精神、专业知识和管理能力，这些东西很多干部子女是不具备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干部子女就变成了第一阶段残留下来的<ft;九九藏书</ft;一些富人，有钱了，但无缘成为企业家。在公司时代很少看见干部子女了。
这个阶段出来经商的主要就是下海的机关干部，乡村能人、大学生、研究生，以及海外留学归来的人，这部分成为整个公司时代企业经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