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跟体制的关系，拿目前的状况来看呢，有两个参照的对象可以帮助思考。一个是跟美国来比，一个是跟台湾地区来比。台湾地区的人均GDP现在大约15000美元，美国的人均GDP是50000美元，中国大陆现在的平均水平还不到3000美元，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各自的政商关系（跟政府体制的关系）是有不同的。
从基本社会经济制度比较，由于各自的历史背景和基本的财产架构关系不同、政权组织关系不同，各自的政商关系表现得非常不一样。在美国实际上应叫做商政关系，商在前政在后，是商人利益集团主导政府的游戏规则；中国是政商关系，政在前商在后，是政府主导着我们的市场交易和企业的行为方式。在美国，商人集团通过法律规定，比如说怎么捐款、怎么游说、怎么选举这样的一套游戏规则，来保证商人集团能够影响政府的<u></u>公共政策的制定，影响到政府对于商人乃至社会的各个阶层的利益分配；在中国是政府通过研究制定一系列政策，然后来要求企业依照政策实行。在政策制定过程当中，商人是不介入的，最多是来听一听你的意见，商人对政府政策制定的影响力不强。有人开玩笑说，商人和政府的关系是“离不开，靠不住”。怎么理解呢？在大陆经商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支持，想离你也离不开；你又不能完全靠政策养着来发展，想靠你也靠不住。政府在这一领域里跟商人之间打交道，你可以发出意见的声音，但是表达的前提是愉悦的，服从的，快乐的，偶尔夹带出一些娇嗔（所谓建议和意见）的，因为这也是历史的进步。但你不应该因抵触而变成高声呐喊，这是中美非常不同的地方。
台湾地区就完全又是另外一回事，在这个层面，企业跟政府完全捆绑在一起，关系混乱，也呐喊，也抓破脸吵架，什么声音都有。在这个层面，企业怎么影响政府呢？又没有“献金法”。所谓“献金法”指的是政治献金，就是企业向政府输送金钱的游戏规则。关于这一点，美国是有法律的，台湾没有法律。但是台湾要选举就得要钱，于是，企业又不断地把钱输送给政治家。政治家要回馈金主，回馈（报）的方式也五花八门。所以台湾的政商关系彼此心知肚明，但是缺少法律的明确界限，不像美国。美国是公开的游戏规则，台湾更<q></q>多依赖的是潜规则。
目前大陆还是政权主导，就是政府发球、企业接球。我觉得，我们要非常理解，社会的进步是逐步的，目前进步到的状态就是政权、政府主导企业，规则、潜规则起了更大的作用。比如说，现在谁都说不清楚房地产政策是怎么制定的，“通知”就管事，实际上可能这个“通知”跟法律是抵触的。像“121文件”就是一个“通知bbr>9９liｂ.</abbr>”，这个通知也没有起止日期，比如说起点，从通知下发之日起生效，什么时候结束呢？没有说明。这一扯就扯得说不清道不明，不规范不完善，以至于我们今天有些企业打官司，还用的是毛主席时代的文件，“文革”时候的文件，甚至有一块土地有争议，人们为江青的批示算不算法律证据还辩论了半天。
我们的政策制定程序，还不够透明和清晰。这就造成了政府权力的边界跟企业行为的边界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企业需<dfn></dfn>要特别审慎地处理跟政府权力部门的关系。应该是谨守分际，尊重政府的管理和所有的政策，听党的话，跟政府走。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层面必须采取的一个立场，同时也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否则你的公司根本没办法发展。
在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方面，应当说万科是一个成功的榜样。万科完全以民营企业方式由创始人王石创办起家，至今已有22年历史，它不仅成功应对了经济体制变革以来所有阶段的政策与体制变化的挑战，而且越来越稳健成熟和快速发展，始终保持行业的领先地位，进而成为全国最大的住宅公司。万科的生存之道，王石称之为“不行贿”和用国有制造业企业的管理方法建立有效的系统和体制，建立经理人文化，坚持培养经理人团队。这些东西可以看成是守正出奇、阳光经营的价值观的闪光，也可以看成是成熟的专业管理系统和团队应对法制化和专业化的市场竞争与政府管理体制的成功对接。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市场秩序在改革过程中没有建立起来，法制不健全，企业和政府行为都不规范，政府管理部门的专业化能力相对低下，这时动力、信息、资源和人才优势统统在民营经济、特别是那些极富雄心的创业领袖一边，他们往往通过“搞掂”一两个掌握重权的领导就能轻而易举地打开体制缺口，截获巨大的资源，形成爆发式增长。即便东窗事发，也往往能够轻易化解危机，逃过生死劫难。于是，便滋长了用钱开路、为所欲为的思维和行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