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见老牟是在一个有很多人的不正式的地方，远距离望见他，他并不认识我。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体改所有一批人就开始跟老牟接触，主要是张钢，当时张钢在牟其中那儿有个办公室，牟其中出钱资助他做研究。我在体改所的时候就经常听说老牟如何了得，有个印象，但一直没见过。1989年，我在海南碰到南德公司在海南的一个代表，这个人是帮助牟其中做成飞机生意的三处处长汪兆京，他是北京钢铁学院毕业的，当时他跟我说了一些牟其中的事。1989年9月，汪兆京说你现在没事儿做，也没工资，可以去牟其中那儿折腾。我就这样去了南德。
第一次正式见老牟是在他的办公室。北京军博大院里比较奇怪的一栋楼，老牟占了地下室和地面一层共两层的空间。他办公室旁边有个会客的地方，两排沙发，一个破茶几儿。他给我的印象是个子特别高，手里总是拿个大茶缸——后来他也一直是这个形象。他把茶缸往茶几上一放，开讲的事情就是天下、国家、改革、命运之类。正巧他当时碰到一个具体的事，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件事，他让我做了后来的事情。
1989年以后，因为南德公司里体改所的人比较多，所以不断地被查。牟其中需要澄清他和“六四”的关系，需要宣传、解释、讲清楚。他就让我帮忙做这些事，而且给了我个头衔，叫政务秘书。我的办公室在他对面的小楼里，当时他资助的老区建设促进会（简称“老促会”）也在小楼里，我就和这些老干部在一起。头一个星期上班，没人理我，我也不知道该干什么，每天做的事就是按时拿饭盒打饭。他们的饭很好吃，川菜厨师做的，又不要钱，我在南德打工的阶段是我吃得最胖的时候。但是，有个很大的困扰就是没事干，午睡就睡在办公室地上。他当时倒一批高仕达冰箱，砸手里了，卖不出去。韩国的冰箱很高，所以冰箱外包装纸盒很多，我把它们压瘪了，拿来垫着睡觉。一周之后，牟总让人来找我，说他有一篇文章，让我帮他发表。后来这篇文章先刊登在《中国青年报》上，叫《牢牢记住党和国家的利益》，主要描述他和万润南的辩论，澄清南德和1989年那拨人的关系，后来《人民日报》等报纸转载了。这篇文章由此为他树立起一个正面的形象。据说他和万润南辩论时被电视台录像，拿到香港播过。
很多人询问录像带在哪儿，老牟为了进一步证明他的清白，把这个任务也交给了我，让我去香港把录像带拿回来。我当时为他打工嘛，很想努力表现，加上刚好认识几个香港记者，就答应下来了。老牟给了我500元差旅费，我就走广东去宝安、深圳一线到香港。但1989年之后形势非常严峻，我走到宝安就走不了了，没有通行证往前走很危险。因为有点北京口音，还不能在大码头附近停留，就找了个小旅馆住下，见人不说话，偷偷打电话让香港记者到宝安来找我。我还怕完成不了任务，两手准备，向农民打听如何绕过边境，他们告诉我花几十块钱可以找人骑摩托车带我绕到很远的地方出关。我当时想如果香港人过不来，我只有用这个办法到深圳，再和那边接应。我在旅馆耗了20天，每天吃很少的东西，等待电话内容一个转一个地最后到达对方，对方定好时间地点再辗转通知我。那个记者终于来了，是个女的，跟我在小旅馆见面，她从胸罩bbr>藏书网</abbr>两边掏出打散的录像带，我有点哭笑不得，过去从没见过这阵势呵。我拿报纸包起那堆带子，带回了北京。老牟复原了盒带，又复制了很多份送给有关部门，证明了南德的立场。
自此，老牟开始重用我，而我也慢慢表现出在表达能力和组织能力方面比他原来的草莽班子要优秀得多。我主要负责外部联络与形象经营，作为第一任主编办了一份小报《南德视界》（牟其中原来设想的是“世界”，我给改成“视界”的），报头是牟其中写的，发刊词是《造就一代儒商》。他的文章还真有点儿纵横捭阖的气势。后来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所有民营企业都爱编小报了。之后我做了总办公室主任兼西北办主任，介绍很多人过去，万通最初的创始人里有四<q>.</q>个人在南德干过，还有一些体改所的人，结果，在南德里有三分之二的部门经理是我引进的。
更有意思的是我离开时以及离开之后与老牟在内心的较量，这纯粹是一种男人和男人之间的较量。当时我和功权觉得南德不是我们的事业，和老牟也存在太大的年龄差异，所以我们几个经常到中央党校和青年公寓（有几年我借住在张维迎的房子里）商讨，思考未来的路怎么走。我们想了一条路：人在牟其中那儿，私下里做些生意，慢慢培养起经济条件后再一起出来，说得调侃一点儿是“勉从虎穴暂栖身”吧。所以我们一边在门头沟（南德员工宿舍盖在门头沟）物色了个店面想开餐馆，一边又想办一个实体，起名“万通代理事务所”，没有启动资金就注册成事业法人，帮别人出书。但都没办成，里外都不满意，后来就干脆放弃了。我们又开始想对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