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十月，粮食成熟，乃是大明百姓最开心的日子，百姓很淳朴，他们知道日子过得就是粮食，有了粮食就有好日子。
百姓们拿起镰刀，卷起衣袖，就往地里冲，割麦子，收高粱，每个人忙的都跟打仗一样，陕西多麦子，而麦子收割最怕遇到雨水天，自古有句农话：寸麦不怕尺水，而尺麦却怕寸水。
什么意思就是小麦刚发芽生长的时候，不怕水，水大点长势还能好点，可是就怕小麦长大时下大雨，雨水一泡，这片麦子就算完了。
因此抢收小麦就是打仗，讲究速战速决，找一个晴天多的日子抢收小麦，小麦割完了拉回来，直接晾晒，封入粮仓。
这期间小麦要是淋雨了，那可大大不妙，这样小麦，会发芽，腐败，大大影响口感，好好的麦子成了下等粮食了。
因此收麦子，就是打仗，也是能干的汉子挣钱的时候，因为这时候，会有一些能干的汉子组成帮人收割麦子的打工人，人称麦客。
这些麦客都是非常能干有经验的老庄稼人，随身携带一把镰刀，哪个地主家招人，他们就去，帮着收麦子，干几天管几天饱饭，临走的时候还能拿走十斤麦子当做工钱。
没错蓝田本地的麦客是不收工钱的，或者说在真正的农民阶级，没有多少人能用到钱，大家更喜欢用粮食以物易物。
家里没有盐巴了，就带上两斤麦子换上一点，家里想吃肉了，就带上麦子再换一点，而且随着年景越来越差，就连汉子娶婆娘都开始收粮食当嫁妆了。
至于银子，老百姓根本见不到，那是地主老财才能用得起的东西，当然也不是从来也见不到，农民有时候也需要用银子，比如交税。
自万历年间，张居正改革变法推行一条鞭法，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林林总总的税收合在一起，统一征收银两。
这条政策初衷是好的，就是土地按亩计算税收，增加官员贪墨的难度，而且还可以把徭役，也就是所谓的拉壮丁给商业化，加大了人口自由度。
也就是说假如摊牌到了你的徭役，去北边修长城去，你不愿意去，你可以交钱给官员，官员花钱雇人代你去。
这一条鞭法在张居正活着的时候还算不错，给老百姓带来了积极地意义，可是到了明末，一条鞭法就彻底成了收刮百姓的剃刀。
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聪明的官员还有皇帝想出了一个新鲜的收税方法名为加派。
何为加派，就是在一条鞭法外格外增加收税项目，比较典型的就是崇祯皇帝加派的辽饷，然后上行下效，地方官为了盘剥百姓，在辽响之外增加，鸡饷，鸭饷，牛饷，灶台饷等等加派。
何为鸡饷，就是你家养鸡了，一只鸡收你十文钱，养鸭了，一只鸭子十五文，养牛了，一头牛五十文，家里还砌灶台了，收十文钱。
而这些钱并不是朝廷的税收，收上来就进了县太爷的口袋里。
而除了交税老百姓几乎用不到银子，因此一到收税的时候，老百姓就要拿粮食跟商人换银子，而这时候的银子就会被商人们集体哄抬起来，假如一斤米十文钱的话，这时候一斤米就八文，商人还能趁机盘剥百姓一手，导致所谓的银贵谷贱。
也正因为如此曾经的仁政成了后期百姓嘴里的残人一条鞭。
而且老百姓从商人那里换了银子还不算完，县老爷还要在银子上盘剥一手，这一手的方法叫做火耗。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银子里有杂质，官府需要重新提炼，把杂质炼出去，因此朝廷规定收一两银子，县衙门就收一两二钱，多出来的二钱就是所谓的火耗，其实呢，这二钱大部分是进了县官的口袋里。
如此这番，县官赚的是盆满钵满，老百姓是扒了一层皮又一层皮，苦不堪言啊。
因此李朝生在回到汤沟镇之后，就在路上发现了好几拨外乡商人，在汤沟镇道路外设立了粮食兑换点，上面写着粮食堆换银子，童叟无欺。
李朝生这时背着手看着道旁的小摊道：“这是干什么的？”
这时陪着李朝生视察的李朝龙道：“团长这是用粮食换银子的。”
粮食换银子？
李朝生愣了一下，看着李朝龙道：“现在粮食如此金贵，还有人用粮食换银子？”
听了这话李朝龙道：“秋收过后，税官就要下乡了，到时候老百姓都要用银子交税。”
听了这话李朝生看着李朝龙道：“拿粮食交税不成？”
“不成。”
“那要是不交呢？”
听了这话李朝龙苦着脸道：“县令会把抗税之人抓起来戴枷示众，会从抗税人家里抄出两倍银两的粮食，充税，县衙门帮着卖。”
听了这话李朝生眯缝起眼睛，这县令可真够狠毒的啊，李朝生想着转身来到了摊位前。
这时一个小伙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