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的后遗症终于在二月二日总体爆发。
两日前，东北军主要将领——甘肃省主席于学忠得知内部矛盾随时会激发，立即从兰州乘飞机赶赴西安，同时准备与中央派驻的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等人举行谈判，进一步落实中央决议并商定执行时间。
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则支持东北军中少壮派的意见，但杨虎城自身对支持张学良倾向于中央的东北军干将缪澄流、刘多荃等人没有任何约束力，赞同武装斗争到底的东北军少壮派将领，谋求利用于学忠代替主张和平谈判的东北军大将王以哲，寄希望于保持中立的于学忠能够返回西安，率领东北军，与步步紧逼的中央军决一死战。
耿直的于学忠在日寇不断增兵东北、华北的严峻形势下，根本不愿意发生东北军和中央军的内战屠杀，回到西安后，便明确表态，不赞成主战派的意见，并重申自己的立场：少帅未回之前，支持王以哲代理东北军总司令职务。
杨虎城与一干东北军少壮派军官大吃一惊，因此在西安城王以哲的官邸结束双方高层会议后，大失所望之下，破罐子破摔，纠集军中主战派，秘密商议，再来一次兵变。
主和派显然对此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认为不管少壮派如何蹦跶，如何叫嚣，只要牢牢地控制和把握住前线部队，事情就会获得最终的圆满解决，这也是张学良给予东北军将领们的意见。
杨虎城在得到共产代表“共同进退”的承诺之后，把两军最高会议协商好了的和平通电压着不发表，而主张打一下再寻求和平。东北军主和派将领则认为杨虎城是别有用心，不照顾东北军和整个集团的利益，同室操戈，企图通过发起大规模内战，来消耗东北军和中央军，借以从中渔利。
东北军内部的会议转到于学忠的官邸继续进行，以王以哲、何柱国、于学忠、蒋斌、高崇民等为首的高层将领，再次主张按照张学良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致杨虎城函件的指示行事，避免内战，枪口一致对外，反对与中央军贸然开战，并接受中央提出的整编条件，从潼关北撤。但是，以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人为首的中下级少壮派军官，却坚决主张中央先放张学良回陕再撤兵，否则不惜与中央军兵戎相见，玉石俱焚。最后会议不欢而散，矛盾一触即发。
二月一日，急进的东北军少壮派将校率先发难，利用掌握西安城警卫部队的便利，派出一个团兵力，包围了于学忠官邸。何柱国勃然大怒，痛加呵斥，最后以“军法从事”相威胁，才让少壮派撤兵离去。
至此，东北军内部分裂，已经难以避免。
东北军中大将蒋斌是福建长乐县古槐乡屿头村人，保定军校毕业，在奉军中历任连长、营长、交通旅长和东北电政交通总监，深受张学良的器重。1932年8月，张学良出任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时，蒋斌任北平军分会交通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电报局局长兼军犬信鸽训练所所长等要职，协助张学良做了大量工作。张学良担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任命蒋斌为“剿总”交通处处长，专负西北方面的有线无线通讯，并兼任西安市电信局局长和无线电台总台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奉张学良命令协助王以哲统兵，是目前东北军中排在王、于、何三人后的第五号人物。
二月二日清晨，孙鸣九派人找到蒋斌夫人，勒索十万大洋，扬言交款才能放人。事后才知，一月卅一日晚，有杨虎城、东北军少壮派出席的军事会议散会之际，蒋斌就已经被孙鸣九党羽挟持入汽车，先藏在西安城内，后又关押在卫队营驻地的西安东城门楼上的一间小屋中。
二月二日上午，兵变突发，城中少壮派率领数千官兵迅速行动，西安城城大乱，枪声大作，袭击得手的少壮派统率的军队控制了城，孙鸣九下令杀害了王以哲、西北剿总副官长宋学礼、参谋处处长徐方以及西北军交通处处长黄念堂等将领，随后孙鸣九亲赴城门楼，把蒋斌拖出小屋，责令其交出兵权。
蒋斌临危不惧，怒斥孙鸣九发动暴乱，并对他发出最严重的警告。孙鸣九闻言恼羞成怒，向蒋斌连开数枪，打碎了蒋斌满口牙齿，又向他胸膛近距离开枪，蒋斌生命力极为顽强，仍在挣扎呻吟，没有即刻死去。杀红眼的孙鸣九竟然下令，将蒋斌活埋在离小屋仅十几米远的城墙脚下。
警醒较快的何柱国因及时躲避，堪堪逃过一劫，而东北军重要的两名实力派人物王以哲与蒋斌中将命丧黄泉。
失控的少壮派军队在西安事变中纵兵烧杀掳掠，各派别特务机构趁火打劫，扩大混乱，西安商户十室九空，除安家军守卫严密的西南银行外，中国银行、西安边业银行均惨遭洗劫，若非守卫官兵坚决抵抗，损失将难以预料。
骚乱与抢掠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掌控卫戍重任的杨虎城却没有任何作为。
王以哲等将领死难的消息传到前线，一〇五师师长刘多荃代表东北军体将士致电警告杨虎城，声言如不敉平暴动，逮捕叛乱分子，则前方的东北军将回师西安平乱。驻蒲城的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