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车笨重的木轮辚辚地在那泥土路上滚过。在这无数的马车的夹缝里又有许多挑夫，扁担上挑着一箩筐一箩筐的军火。
人丛里挤着许多白袍的韩国人，一个个都背着一种奇异的Ａ字式的木架，人钻在那框子里，把它架在肩膀上，上面堆满了东西，一袋袋的粮食，一捆捆的军衣、军毯、各种军用品。这种Ａ字架在朝鲜是一种主要的运输工具，号称「朝鲜的吉普车」。
黎明的天空是澄明的淡碧色。东线有战事在进行，可以听见炮声隆隆，和爆炸的声音。几颗照明弹挂在降落伞上，降落得异常缓慢，悬在半空中几乎一动也不动，青荧荧的。
每一辆马车上装载的军用品总有一吨重，黑压压地堆得像一座小山。赶大车的戴着三块瓦的破皮帽子，老羊皮袍子敞着衣领，他们都是东三省人，从他们村子里被动员来了，「志愿支前」。车子和牲口都是他们自己的，说不出的心疼。
军队里的民夫人数非常多，大都是强征来的东北农民。抬担架的排成一个极长的行列，长得出奇。士兵们排着队在他们旁边走，看着实在有点触目惊心。难道今天等一会这些帆布架上会统统睡满了伤兵？也许上级计算错误，征来的夫子太多了。
这支军队是昨天晚上开拔的，走了一夜。行军向来是在夜间，因为避免空袭。天一亮就怕飞机轰炸，这样大的目标，多么危险。但是这条路上挤满了骡车，一来就堵住了，所以走不快。但是一晚上也已经走了四五十里路。中共的军队承袭着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传统，是以善走著名的。判断一个士兵是否合格，第一先要问他能不能忍受长途行军的辛苦，其次就要他把-械擦得非常干净。对于射击的准确倒不怎么注意，主要也是因为节省子弹，不大肯让士兵有机会练习打靶。所以到了紧急的时候，动员炊事员医务员上前线，也并不嫌他们外行。
刘荃是营部的一个文工团员，这次前方死伤过多，所以他也一同开赴前线。他到朝鲜来，是自动要求上级把他调来的。要求派到别处去，那是「强调个人兴趣」，什九不会批准的；要求到朝鲜去，却是很快地就批准了。他仅只是觉得他在中国大陆上实在活不下去了，气都透不过来。他只想走得越远越好。他也不怕在战场上吃苦，或是受伤、残废、死亡。他心里的痛苦似乎只有一种更大的痛苦才能淹没它。
他比普通的士兵多穿一件棉大衣，但是也一样佩着子弹带和一只长长的搭裢，腰间的皮带挂着一只布包着的饭碗。扛着-的手臂又酸又麻，自由地甩旧的手臂像秤锤一样沉重。
在半山里新辟出来的这条路，两旁都是一层层的荒废的梯田，再往上看，即是白茫茫的一片晨雾，那高山只是白雾中的一个淡蓝色的影子。到底是身在异国了，他想时间与空间的关系是微妙的，有时候的确仿佛时间即空间，隔开了一万里路，就像是隔开了五年十年，过去的那些事已经往事如烟了。
有一辆大车的轮子又陷到泥潭里去了，许多士兵在后面帮着推，还是推不动它。队伍又停顿下来。
背着Ａ字架的朝鲜人把身子往下一蹲，把那木架后面的两根桌腿往下一扳，支在地下，那架子就自归自站在那里。背它的人轻松地钻了出来，倚在架子上休息着，带着漠然的脸色。内中也有老头子，戴着马鬃编的半透明黑色小礼帽，帽子非常小，顶在头顶心。他们一律穿著白布长袍。
「妈的，给谁戴孝，」一个兵士恨恨地吐了口唾沫，轻声说：「跑到这丧气的地方来！」
「又要说怪话了，王锡林，」另一个兵士说：「当心挨检讨！」
「你的冻疮怎么了？」王锡林说。
「新发下来的这种皮靴不顶事，还是他们东三省的侉皮鞋好，里头塞上些稻草，暖和得多。」
「脚上破了，疼得心作呕。」王锡林又往地下吐了口唾沫。
刘荃记得这王锡林有一天深夜放哨回来，曾经向他的伙伴说起他怎样志愿参军的。那天晚上大家寄宿在当地的民家，刘荃被臭虫咬得失眠，恰巧听见他们在板窗外悄悄地说话。王锡林说他是山东人，今年他们村上闹抗美援朝，开大会，村干部预先向他劝说「你要争取第一个参军。」他心里想：他凭作什么要千山万水跑到朝鲜去打仗？为了谁打？他拚着得罪干部，无论如何不肯。后来那干部说：「这么着吧：只要你肯第一个站起来，决不把你派到朝鲜去──派到四川，四川是个好地方。你第一个站起来，村上这些小伙子都服你，知道你是个精细的人，有你带头，自然大家都跟上来了。」王锡林被逼得无可奈何，也只好昧了昧良心，在这骗局中串演一个角色。大会上号召大家参军的时候，他就第一个走上台报名。他不知道一当了兵就失去了自由，结果还不是派到朝鲜来了？有苦说不出。心里像吞了一块火炭一样。
这一个师团里像他这样的新兵占极少数，都是久历戎行的中共基本部队，与新收编的傅作义的兵搀杂在一起，便于监视他们。这一支军队从内地调往东北，路过上海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