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年后，我与成了一级厨师的冯结巴冯飞扬在火车上邂逅相遇。他又白又胖，穿着一身呢子制服，手腕上戴着一块足有三两重的大手表。
通过简短交谈，我知道他后来在舅舅的安排下，去了滨海油田，成了正式工人，先当炊事员，又进烹饪技校，去过香港、新加坡，回来评上一级厨师，娶了党委书记的女儿，生了一个胖儿子。话题自然转到棉花加工厂，他说：
“那时过的真是狗都不如的日子，想想过去，看看现在，我很知足。你不知道我们家当时有多么穷。别人还从家背点玉米面投到食堂里，正儿巴经地拿着粮票打几个窝窝头吃，我们家里连地瓜干子都吃不上。背着人，啃点菜团子，喝点开水，就算一顿饭。看到那些正式工吃馒头，馋得我呀，他妈的，眼泪鼻涕一块儿流。不瞒你说，有一次，实在饿极了，我跑到榨油车间去喝过棉籽油，一次喝一铁瓢。肚子受不了，肛门没了约束，不知不觉就流了油……”
我们一起笑了。
这小子现在是头发乌黑，像在油里浸过一样。我们忆着苦，思着甜，话题自然转到方碧玉身上。
“她死得好惨……”我说，“那么好的一个人，落了个粉身碎骨的下场……”
“你认为她死了吗？”冯结巴问我。
“怎么？难道她没死？”我惊异地问。
“她死在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
“永远不会忘记！”我说，“她死于那一年的一月二十五号，那天正好是腊月二十三，‘辞灶日’，过小年。”
“我认为方碧玉没死。”冯说。
“她的身子都被清花机给打烂了，你还说她没死。”
“她没有死，像她这样的女人决不会自杀！”
“别说梦话了。”我说。
“你还记得那个被皮辊绞死的女工吗？”
“记得。”
冯说：“问题就在这里。”
深秋的夜晚，天很凉了。我感到浑身哆嗦。
站在车间里，郭麻子手指着那一片皮辊机，对我和李志高说：
“你们俩负责供应这三十台车的棉花，误了找你们。”
柴油机轰鸣起来。地沟里，镶着铜牙的柴油机工孙师傅拿着铁撬棍往主传动轴上挂皮带。几十个身穿白围裙、头戴白帽、嘴上捂着白色大口罩的女工各就各位，面对着自己的轧花机。我毫不费力地认出了方碧玉。车间里灯光明亮，胜过白昼，她那两只黑色大眼在雪白衣帽和四周棉花的映衬下，蓝幽幽地放光，像狸猫一样。我看到她在注视着我和李志高。我认为她在对我们表示同情和关注。她在鼓励我们。她一定在为能与我们上一个班感到高兴。你的高兴就是我们的高兴呀，方碧玉。我在心里大声说。
传动皮带猛然抽紧，并发出尖利的摩擦声。传送轴轰轰转动，几十部轧花机皮辊旋转，除籽栅前后推拉，巨大的噪声立即充满车间。姑娘们抱起棉花，放在机前平板上，然后左右开弓，双手抓花甩动，让棉花均匀地落在两只皮辊之间。方碧玉的动作最迅速、最准确、最优美。
“还不快去抬棉花！”郭麻子对着我们大声吼叫。
机器的力量使人兴奋，我和李志高一前一后抬着大篓子，向棉花垛跑去。
另外两个抬大篓子的老手，看着我们笑。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
“这俩小子是热锅上的蚂蚱，蹦达不了多会儿。”
他们笑得有道理，他们说得更准确。
垛在一起的棉花，竟然变得如此坚硬，这是我始料不及的。从垛上往篓里装棉花，其实是非常艰苦的过程，棉花挤压在一起，纤维粘连，拽着如同胶皮，插手难进。要想使棉花松软能抱，第一是用铁钩子把棉花扯下来，第二是爬到垛上去，坐下，用两个脚后跟找到层次，把棉花像揭饼一样蹬下来，这是抬大篓子的伙计们艰苦摸索后得到的经验。当时，我们在那儿扯呀，撕呀，有货装不到篓子里去，仅装了半篓，就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了。
“你们俩小子，要磨洋工是不是？”郭麻子跑到垛边来骂我们，“几十台车等着吃！你们知不知道两个班在比着干？”
“主任，不是我们不急，是干着急拽不下来。”李志高说。
“笨蛋，用钩子往下抓，上去用脚往下蹬！”郭主任告诉我们。
上去一试，果然有效。很快满了篓。一抬，不起，再一挺，起来了。李在后，我在前，互相看不见。脊梁杆子弯曲，腿哆嗦，不准拿，一路歪斜，扭秧歌一样。顾不上说话，听到郭麻子郭主任在我耳旁说：
“小子，尝尝滋味吧！你们以为一天一块三毛五分钱就那么好挣？！”
进了车间，地上棉花绊脚，正扭着，感到后边猛一沉，李志高没招呼就扔了杠子。身骨节一阵嘎吧，脸一仰，我一腚就坐在地上。幸好有些棉花垫着，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