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李志高抬大篓子抬出了经验，抬出了技巧。肩膀上磨出了老茧。二百五十斤重的一大篓子棉花上了肩，再也不左右摇晃、举步维艰了。现在我们抬着大篓子一路小跑。我们头上冒着热汗，嘴里唱着小调。前边说过，李志高多才多艺，吹拉弹唱，样样在行。他会唱吕剧、京戏，会编顺口溜，会写打油诗。我唱的小调都是跟他学的。我们边跑边唱，车间的女工都看着我们笑。车间主任郭麻子是个戏迷，好乐，好热闹，他开始喜欢我们。他非常喜欢我们。他对厂长说：
“那两个小伙子真不赖，满肚子艺术，干着那么累的活，不发牢骚不叫苦，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带动了车间的积极性。建议给他俩每天加五分钱。”
听我叔叔说郭麻子正在领导面前说我们的好话，我挺感动。我想别看郭麻子的嘴巴刁，其实是个爱憎分明的好人。我把情况告诉了李志高，李也说郭麻子还不错。
我们俩一抬上大篓子就才思泉涌，我想很可能是艺术细胞就像吸了水的棉花一样，杠子一压，艺术就流出来了：
火红的太阳落了山，
三百斤棉花上了肩，
抬着大篓子来回蹿，
抬着棉花进了车间。
一眼看到了女婵娟，
遮着头来盖着脸，
只露着两只毛毛眼，
让我怎能不心酸。
……
多数都是诸如此类的词儿。
我跟李志高发明了歌唱工作法。歌唱是我们的馒头，是我们的麻药。我们猛抬一小时，便可以休息半小时。休息时，我们或是躺在棉花垛上数星星，或是坐在车间的墙角，看那些女工，重点是看方碧玉。
姑娘们被我们埋在棉花里。她们很愿意我们在她们身左身右身后堆满棉花，因为这样可以节省她们弯腰抱棉花的力气。另外，把身体埋在棉花里还可以抵御寒风的侵袭。我们总是先把方碧玉用棉花埋起来，让她省力，让她温暖。别的姑娘吃醋，骂我们。谁骂我们我们就不埋谁，让她不断地弯腰从身后很远处抱棉花，让她在后半夜的寒风中打哆嗦。
“李大哥，马大哥，快把我埋起来吧！”姑娘们求我们。
我们欣赏着白色的皮棉像瀑布一样，像连绵不断的白云一样从两只皮辊间倾泻出来，落在皮辊机前的储棉箱里。收皮棉的姑娘推着皮棉车在两排轧花机中间来回奔跑。皮棉车其实是个四四方方的竹编大篓子，篓下安装着四个轴承，跑起来咯咙咙脆响。车间的尽头有一个起重装置。皮棉车推上支架，推皮棉车的姑娘按一下电铃，楼上打包车间的临时工按住刹把，把皮棉车吊上去，皮棉倒在打包箱里，再把空车吊下来。
棉花的绒毛是种讨厌的东西，它那么喜欢沾人，往我们的衣服上沾，往我们头发上沾，往我们眉毛睫毛上沾，往我们鼻孔喉咙里钻。它撕不掉扯不掉，只有用刷子往下刷用海绵往下擦。走在大街上，它向人们证明我们的身份。
满目的白色令我们视觉疲惫不堪，农历十一月初，鲜红的血染红了白色的花。
那天夜里，照老例我们把姑娘们用棉花埋起来，然后躺在车间边角的棉花上看景。那晚上加工的是一级棉，棉絮肥大蓬松。因为特别冷，我们在方碧玉周围倒了四大篓棉花，埋住了她胸脯之下的部身体，紧靠方碧玉的那位长辫子姑娘，人很好，我们也把她埋得很深，也该当有事，一阵风刮掉了她的工作帽，盘在帽里的辫子突然松开，这时她正转过头来抱棉花，两只飞速旋转的皮辊把她的辫子吃了进去。我们听到一声惨叫。就看到姑娘仰面朝天躺到机器上。所有的人都愣了。鲜红的血四处迸溅，周围的棉花上血迹斑斑。郭麻子大叫：停车停车停车！他向柴油机房跑去，两条腿像弹簧一样起起伏伏。女人们尖叫着想逃离机器，我们堆在她们周围的棉花阻碍着她们的行动。一刹那间车间乱纷纷，女工们像陷在流沙中一样，手脚并用，连滚带爬地从棉花中挣脱出来。
那姑娘的辫子连同着部头皮，从皮辊机中吐出来，吐到皮棉箱子里，她的头变成了一只令人又恶心又恐怖的光葫芦，满脸血污、分不出了眉眼。一群女工尖叫着蹿到车间外，弯着腰在寒风中呕吐。
柴油机突然停了，厂领导和那些正式工们喘着粗气跑进车间。郭麻子双手抱着头坐在棉花上，好像死人。厂长破口大骂：
“郭麻子我操你祖宗！”
享受着临时工中最优惠待遇的卫生员“电流”虚张声势地背着一个药箱子跑来。一见长辫子的模样，她扔掉药箱，叫了一声“妈”，一屁股坐在棉花上，昏了。
支部书记吩咐人把长辫子姑娘往临近的医院抬。她像一只掐了头的虫子一样在棉花上扭动。扭到哪里哪里红。我第一次感到棉花是那么肮脏，那么令人生厌。
正式工都怕被鲜血染脏了手，躲躲闪闪往后退，女工们多半逃出了车间。支书是个大胖子，拉了长辫子姑娘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