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上士名字叫李有，小兵叫王浦生，这是我姨妈孟书娟和她的同学们第二天就知道的。小兵的兵龄才一个月，是从家门口的红薯地里直接给拉进兵营，套上军装的。套上军装当天，他得到一把长枪，一条子弹带，然后被拉到打谷场上，学了几个刺杀动作，操练了几个射击姿势，就被拉到了南京。他连一枪都没有捞到放，因为长官说子弹太金贵，都留到战场上去放吧。可是他在战场上也只捞到放几枪，就挂了彩，整个大部队投降的时候，他还不太明白他的军旅生涯已经结束了，他十五岁的一条命，也差不多结束了。
上士李有的左腿受伤很重，挨了四刀，膝盖后面的筋被扎断了，因此这条腿像是他身体上最先死亡的一部分，无力而碍事地被他拖着。他和王浦生如何被枪杀，以及他们又如何逃生，是戴少校一再追问才问出来的，最开始，戴少校一问他，他便说：“提它呢？娘那逼，老子可没那么窝囊过！”或者说：“啥也不记得了！”直到第三天，喝了点酒，他才把事情始末告诉少校，酒当然是教堂浮财，是女人们偷出来给军人们的，那个时候军人们和女人已经处成患难知己了。
故事被戴少校讲给了法比，法比又转告了英格曼神父。等我姨妈书娟以及其他女学生听到，已经掐头去尾，支离破碎。书娟大起来，又碰见已经辞退神职的法比，阿多那多，从法比那里又听了一次李有和王浦生的故事，那时，法比讲出来的故事是经过他的记忆和想象编辑的，故事不连接的地方，被他多年来掌握的有关那场战争的宏观知识填补了。并且，在法比把这故事讲给成年后的书娟之前，已经给无数人讲过，在讲述中故事不断被完善和逻辑化，所以书娟在八十年代听到老年法比讲的故事，就比较丰满，甚至文学化。
故事是这样的，李有和王浦生所在的部队在宣誓“人在城在，打倒最后一个人”之后的第二天，就失去了和总指挥部的联络。就是说，他们的长官不知道接下来去往哪里打、怎么打，也无法知道敌人的进攻方向。长官们还不知道，他们已被更大的长官出卖了，前线稍微先进些、完好些的无线电装备，此刻已经被装上车船，往后方运送。一支三百架飞机的空军部队，是蒋总统唯一的空中战斗力量，因此也让他当做政府侦察的敌军位置，因此炮兵失去了发射方向。步兵是由不同地方调来的，失去无线电为他们彼此联络，谁也不知道该配合谁、增援谁，有的部队只差一步就能阻止敌人破城了，但是伤亡过重，弹药耗尽，而就在他们附近的友军因为毫不了解情况，把增援的机会错过了。
在该增援友军而按兵不动的部队中，有个三十岁的老兵油子，他就是李有，等日本兵攻破友军的阵地，从他们身边大踏步进入城市，他们才意识到他们是一盘棋中死去的棋子。
好在天色暗下来，他们和敌人稀里煳涂地交错过去。夜里，他们被自己的长官出卖了。上尉以上的军官都天黑之后跑光了。清晨来了一架日本直升机，还有个汉奸在大喇叭里喊话：“中国士兵们，大日本皇军优待俘虏！只要你们放下武器，等着你们的是大米饭、热茶和皇军的罐头鱼肉！……”到此刻，中国士兵们已经三四天没闻到大米饭的味道了。飞机围着山头转，山坡上的柏树下，都是仰着头的中国士兵。过了一会儿，飞机转回来，大喇叭里的汉奸变成了日本婆娘，用日本舌头喝了一支中国歌。飞机再次转回来时，满天都是白纸张、黄纸张、粉红纸张。中国士兵捡起那些纸张，有个别认字的人说：“这是日本人撒的传单，要咱投降！”有识字识得多的，便说：“这上面说了，保证不杀不打，保证有吃有住，还说只要抵抗就剿尽杀绝。南京所有的中国军队都投降了，都是在受优待呢！”还有一张传单不那么客气，说日本皇军的等待不是无限的，假如到明天清晨五点还不投降，什么都晚了。
夜里，中国士兵们把各种可能性都讨论了。李有是他们连队的班长，向排长提出，可以化整为零趁天黑逃走，能不能逃出去，可以碰碰运气。排长说：“你想到的，恐怕日本人都想到了。”另一个上士班长说：“咱拿着这些传单，要是日本人说话不算数，咱能找他评理，这些传单白纸黑字，都是凭据！这儿还印着他们司令官的名字，他敢赖不成？！”
有的传单上印着投降和投降条例：第一，把武器搜集成一堆；第二，士兵按班、排、连列成队伍，打头的举白旗——白色床单或白色衬衣都行；第三，每个士兵军官都必须把双手举过头，从隐藏的地方走出来，日本军队提倡秩序，扰乱秩序者一律严惩。
李有一口干粮都没有，但烟还有半袋。他装了一锅又一锅烟，想打定主意，是跟大部队一块投降，还是悄悄猫下来，或者趁天黑偷偷摸出去，如果他有一口吃的，他都不会跟着投降。所有弟兄都掏出烟，相互让着，又潮又冷的气息被密实的松树、柞树吐出，在夜里灌进几千个饿汉的血肉，唯有抽烟能给他们一点舒适。
他们不知道，正在此刻，比他们少十倍的日本兵在山坡下看着满坡密密麻麻的烟头上的火星，感到有些畏惧：这毕竟是一个壮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