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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了刘备从新野送来的衣带诏副本后，袁绍犹豫了再三后让从人传令召集了手下谋士商讨攻打曹操之事。袁绍这里议事和曹操那边有很大的不同。
曹操遇到大事的时候是将手下文武齐聚一堂进行商讨，而袁绍通常都是先和文臣谋士商议之后再让武将按照商议的结果去依命行事。这样的做法应该是各有所长不能说谁比谁更高明，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方式是二人的经历所决定的。
曹操在陈留起兵后一直到入主东郡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麾下只有四、五员战将、谋士就更少的可怜了，有需要商议的事情的时候连大帐都不用去，随便找个小地方就可以议论军国大事了，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自己的习惯；而袁绍则不同，袁氏四世三公的威名绝对不是空架子，门生故吏遍布天下也不是白给的。从洛阳脱身后畏惧袁氏势力的董卓封了个渤海太守拉拢袁绍，而袁绍初到渤海任时就有很多出自袁氏门下的文臣武将前来投奔，在以后的日子里还有大量北方的名士或被袁绍闻名招揽或自己主动送货上门都成了他的手下。袁绍麾下可以说是谋士如云、战将如雨，要是每次商量事情都把文武召集在一起，那议事的地方比自由市场还要热闹许多。
而且自古以来中外各国都有一些很不好的传统那就是文人相轻，不但文人相轻、文臣与武将更是互相看不顺眼。虽然大家都知道文武不合的危害，但放到自己身上却又忍不住也去轻视对方一下，不然将相和的典故也不会被人们大肆宣传当成楷模和榜样，可惜榜样最大的作用是让人仰慕而不是照着做的。这种互相看不顺眼的后果就造成了若只是文士之间进行辩论还好一点，大家都是斯文人，一般情况下就是意见不一致也都拐弯抹角的很涵蓄的，也很有教养的攻击对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骂人不吐脏字。特别是当着主公的面最多也就是说些什么非君子所为、有失大义之类的话；而武将就不同了，有些个别的武将脾气暴躁，特别是在和文臣辩论的时候口才又不行，那些拐着弯骂人的话是说不出来的，但是说不出来并不代表听不懂，往往是一听对手骂自己这些脾气暴躁的武将一着急，不是张嘴把对方的祖宗十八代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统统问候一遍，就是挽起袖子要动手打人。出身世家讲究礼仪的袁绍当然是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了，所以碰到大事需要招集手下商量的时候袁绍只能有选择的找信的过的谋士前来商议。袁绍手下智谋之士众多，在这些智谋之士中尤以八人为他所看重，他们也为袁绍占据四州之地出了大力的。
田丰，冀州巨鹿人，博览多识，权略多奇，曾在朝中任侍御史，因不满宦官专权，弃官归家。袁紹起兵讨伐董卓，应其邀请，出任别驾，以图匡救王室之志。后袁绍用田丰谋略，消灭公孙瓒，平定河北，虎据四州。
沮授，冀州广平人，少有大志，长于谋略，举茂才，任韩馥别驾。初平二年，袁绍胁迫韩馥让出冀州，自领冀州牧，沮授向其提出占据河北，争霸天下的战略规划，被赏识而表为监军、奋威将军，成为袁绍幕府中内为谋主、外监诸将的首要人物。
许攸，荆州南阳人，年青之时在东都洛阳与袁绍、曹操为好友，袁绍起兵讨伐董卓时投效其帐下成为主要谋士。
逢纪，冀州人，于袁绍起兵讨伐董卓时投奔，很受袁绍信赖，更为之定计连同公孙瓒胁迫韩馥，遂使袁绍领冀州牧。河北平定后，袁绍以审配、逢纪统军事。
荀谌，豫州颖川人，袁绍以逢纪计，约公孙瓒南来夹攻韩馥，翼州震动，当时荀谌是韩馥的主要谋士，他说服韩馥请袁绍同治州事，遂使袁绍领冀州牧。
郭图，豫州颖川人，于袁绍从洛阳出逃后任渤海太守时投奔投效，曾为袁绍游说于韩馥，使绍领冀州。汉献帝从长安逃奔洛阳之时，郭图出言阻挠袁绍奉迎天子。
审配，冀州魏郡人，出仕时为韩馥手下，以正直不得志于韩馥，袁绍领冀州牧后，被委以腹心之任，并总幕府。河北平定后，与逢纪统军事。
陈琳，广陵洪邑人，是著名文学家、檄赋家。陈琳在很早以前就出仕了，曾为大将军何进的主簿。何进欲尽诛宦官，便召四方猛将，使他们引兵向京城，以恐吓太后；陈琳以此计百害无利，向何进加以劝谏，然而何进不肯纳其言，最终因以取祸。于是陈琳避难于冀州，袁绍便使其负责掌典文章之事。
干什么都讲究排场的袁绍不可能只叫八个人来议事的，所以在听到主公的传唤后，几十个排的上号的谋士陆陆续续的在指定的时间之前都集中到了袁绍府中的大厅之内。
这间大厅可不是一般的大，厅堂宽阔的足够容纳下上百号人在里面开舞会而不会让人感到丝毫的拥挤，里面摆放的物品也都是珍奇古玩，随便拿一个出去卖掉都够一个普通百姓之家过上数年的衣食无忧的生活。曹操在许都司空府内的议事厅和这个大厅比起来只能算是草窝了，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