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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在涛在黄泽名、孙兰、赵策三个报社领导的簇拥下，先是去报社的新闻部和编辑中心“视察”了一番，然后就去了黄泽名的办公室。
晨报内部的机构设置依旧与安在涛在时没有太大的变化。不过，原先不起眼的广告部，因为业务量太大，已经扩展注册为一个大型的广告公司，除了负责本报的所有广告业务之外，还对外承接业务。
这两年，在黄泽名的大力推动下，滨海晨报已经完成了改革改制，彻底涅槃重生为一家完市场化的都市报，脱离了之前机关报的阴影。市场份额逐步扩大，如果抛开滨海日报的市委机关报“党报”色彩，滨海晨报已经是事实上的滨海第一媒体，无论是销量还是广告收入抑或是影响力，都是当之无愧的滨海媒体界的龙头老大。
当然，都市报终归是都市报。在国内的政治体制下，党报的位置始终会排在都市报的前面。
机构的改革提高了工作效率，体制的变革强化了报社运营能力，而版面与版式的创新引发了读者的追捧。此时此刻的滨海晨报，与三年前相比可谓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广告大幅增加。效益翻倍增长，随之带来的是报社内部收入的普遍提高。
望着曾经无比熟悉的工作环境，听说报社一个普通记者的“常规”月收入已经高达数千元，安在涛不禁感慨万千。他下意识地瞥了黄泽名一眼，心里对他生出了几分敬意。
几乎是在每一间办公室里，都悬挂着黄泽名提出来的标语型“口号”：“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或“推进机制改革，收入向一线倾斜”。
提及这个报社的内部收入的问题，黄泽名的做法令人钦佩。在其他报社，高层、中层与一线编辑记者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在扩大，但在滨海晨报，起码是在黄泽名任职的时间里，一直保持着一个较小的差距。一些业务好的记者编辑，收入甚至比中层还高；而一些主要业务部门的中层干部，几乎可以追的上一个普通的报社高层。譬如新闻部主任张刚的年终奖金，就只比报社工会主席孙兰的奖金低一个系数。
说实话，“收入向一线倾斜”说说容易，做起来很难。说，只是愚民和安定人心，但要做，却直接涉及到个人的利益乃至一个高管班子的集体利益，不是那么容易的。可想而知，黄泽名能做到这一点，肯定是承受了不小的压力。
还不仅是收入的问题。黄泽名还是一个肯顶住上面压力、敢于保护报社记者的老总。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因，因为媒体难免会曝光一些社会阴暗面和发表一些批评报道，记者经常会遭遇来自于上层权力或者是社会财富集团的某种“威胁”。黄泽名上任以来。从来不将压力转移到下面去，在他的层面就将“威胁”处理干净，为之承受了很多也付出了很多。说实话，这是很不容易的。这几年，报社没有一个记者因为写批评报道而被“处分”，这就是一个明证。
当然，黄则名也因此得到了报社员工的最大信任，他的威信在晨报内部无人可以替代。安在涛清楚地记得，前世的时候，当黄泽名被调入市委宣传部之前，报社数百名员工联名写信给市里，坚决反对黄总被调离，期间还闹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然而，黄泽名的被调走，不仅是一个组织部管理的正县级干部的工作调动问题，还涉及到权力的重新洗牌与利益的再次分配，不是报社人闹闹就能阻止的了的。而事实上，如果黄泽名不走，张道伦后面又怎么能接替他的岗位？
无论是在他的前世还是今生，黄泽名在他的印象中都是一个拥有着烈烈风骨的媒体人。在国内媒体圈里，能像黄泽名这样善于创新和坚持媒体正义的报社老总。怕是已经不多见了。
黄则名与刘彦不同。刘彦身后的背景和她的出身，足以是她不惧任何外力的“胁迫”和“左右”，但黄则名不行，他无后台，坚持媒体正义就必须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而这，也正是他迟迟不能升迁起来的重要因素。在安在涛前世的记忆中，似乎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报社改革初见成效的时候，他就离开了报社去了宣传部任职，担任一个主管业务的副部长，算是平级调动。一直到前世的安在涛在火灾中丧生，他仍旧是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恐怕也就是这样熬到退休了。
前世的时候，两人的关系非常密切。黄泽名非常地欣赏他，没有黄泽名的大力提拔和前前后后地为之铺路，安在涛后来也不能从媒体转入官场，继而一步步走上副县级实职的领导岗位。而这一生，阴差阳错之下，两人却没有太大、太多的交集。
命运的改变虽然让人嗟叹，但安在涛心里对于黄泽名的某种敬意和感激，却丝毫没有因为命运的改变而改变。
安在涛回头向黄泽名投过复杂的一瞥。黄泽名却不知，在这短短的一路“参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