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一到现当代作品，都将手把得死严死严的，真是荒谬！
苏夏一面听着，一面在心中觉得佩服。刘主编不愧是王爷爷的好友，也不亏是做了几十年出版社编辑的人物，眼光之犀利毒辣，心胸之广阔，足足超出现在人那么一大截。不过，出版这回事儿吧，她早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就有预见了，所以也并不觉得难过，反倒安慰了刘主编几句，说自己并不在意，大家都不用觉得惋惜。
这是一宗事，另外有一宗事情，刘主编说的有些支支吾吾的，却让苏夏从中听出了几许猫腻，大感兴趣。
二十年前，文革结束后的八十年代，社会上掀起了广泛的读书热潮，几乎任何一本新书出版都会引起抢购。八二年出版的普普通通的一本《说岳前传》，首印就足足有九十万册，这个数字在当时看来还很普通，就是因为社会现象造成的。而春江文化出版社，就是在那个时候创立的，起初是国营，八十年代末的时候，社会出版热潮冷了下来，不少出版社倒闭，春江文化出版社就接受了注资，成为公私合营，现在已经彻底变为私营企业了。
出版社的老总就是一位海外华侨，还是刘主编的某个老朋友，也因为这样，刘主编在这家出版社一做就是将近二十年。但是前几个月，这位海外华侨已经因病逝世了，这所出版社，连带着华侨在国内的其他生意，都被华侨的儿子给继承了。这位海外华侨的儿子事业都在国外，并不想回国打理父亲留下的生意，所以就寻思着将出版社以及其他的生意部找人接手了，因为刘主编是那位海外华侨老友的缘故，这件事就托给了他去办。
消息放出去之后，倒是很有那么几家商人找上门来，要收购出版社和旗下的几家印刷厂什么的。但是刘主编却不想这么早就将出版社给卖了，一是他在这里都干了那么多年了，同在一家出版社的老朋友老同事也多的很，如果换了新老板，新老板不想用他们这帮老弱残兵，不少同事就都要下岗了。更何况新老板来了之后不一定会把出版社变成什么样呢，后来者嘛，肯定没有创立者对待这家出版社那么用心细心，如果他二十来年的心血毁于一旦……刘主编实在是不想看到这样的情况发生。二呢，则是因为刘主编干了这么多年总编的职位，原本是想就这么退休了事的，但是现在那位老友的儿子要处理出版社，价格比起其他同档次的出版社，是便宜了不少。刘主编一辈子也没当过老板，现在被这么一激，确实是起了自己干的心思——只是，他二十年来都属于勤勤勉勉干活的打工阶级，虽然手头有些存款，但是要买下一家这么大的出版社及其周边，还是不够。
苏夏听到这儿，就不由问道：“那位华侨的儿子给出版社开出了什么价钱？”
刘主编迟疑了一下，终究是把苏夏当做了自己人，开口道：“我那位老朋友在国内最赚钱的生意并不是这家出版社，而是一家药厂，和几块地基。这家出版社当时能够成立起来，是因为我那朋友想支持咱们国家的文化事业——这一点他儿子也知道，再说有那家药厂垫着，似乎也找到了很好的卖家，所以他并不急着将出版社给卖了。他也明白我想收购这家出版社的心思，所以我们两个互相透了底。他说，要是我想买下这家出版社，给一百万就好，如果我买不了要卖给外人，少了一百五十万不能松口。”
苏夏问刘主编：“您凑不齐这笔钱么？借也借不到？”
刘主编叹了口气，颇有几分辛酸的意味：“二十年来我都是个打工的，为我那位老朋友辛辛苦苦的操持这家出版社，每个月的工资都随着别人。国家什么时候给职工涨工资了，我什么时候就涨工资了……除此之外，也只有偶尔给杂志写写稿子赚点外快了。能攒下什么钱呢？这话我不瞒着你，实话说，我现在连一半的钱都没凑齐呢。本来我是想将自家的房子抵押了，向银行贷款，再跟以往的朋友们借点钱好歹先把出版社盘下来再说——但是，唉，这事儿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我家那个老婆子知道了，跟我一通大闹，死活不同意我抵押房子盘下出版社。我也明白她的心思，不就是怕我经营不好赔了钱么，只是……让我眼睁睁的看着这出版社落到别人家手里，我们这帮老同事也不知道能不能继续留下去，我就……”
苏夏慎重思量了一会儿，犹豫着开口道：“您就没想过找个人合伙？”
刘主编那边也沉默了一会儿，方说道：“找是找过……不是意见不合，就是钱数商量不到一起。”
这边刘主编继续长吁短叹，那边苏夏却开始盘算这件事儿：先前母亲和父亲还没离婚的时候，她和母亲为了转移财产，曾经买了一部分股票，获得了不少的收益。后来母亲取出了一大部分的钱去开网吧，也留下了有四分之一的钱继续呆在股市里，到现在也有一年多快两年了，这笔前也已经在股市里滚了几滚，翻了好几倍了。苏夏早就有将它们取出来投资实业的意思——毕竟股票这东西在国内，九十年代时候是谁买谁赚的。过了千禧年之后，入市就有风险了。反倒是做实业会越做越赚，苏夏就想将钱从股市里套出来，寻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