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袁克定亲自将把兄接到槐安胡同。这是一座很典型的北京四合院。进得门来，里面有一块宽敞的土坪，土坪上长着两株高大挺拔的白杨树。白杨树之间有一个葡萄架。时正岁首，葡萄藤上的叶子虽然全落了，但褐黄色的枝干却粗壮光亮，显示着强大的生命力。可以想像得出，只待春风一吹，碧绿的叶片和晶莹的葡萄串便会慢慢地布满整个架子。挨着葡萄架边还有一个砌得精细的小花坛。花坛正中培护着一株矮矮壮壮的石榴，石榴枝干上还保留不少深绿色的叶子，最为有趣的是叶片丛中尚挂着几个饱经霜雪的小石榴。那些石榴红里透黑，显出一种苍劲的美。
朝南的正房有三间，一间布置为卧房，一间为书房，一间为客厅，一色的新家具，连床上的被褥都铺好了。东西两边是客房、杂屋和厨房。整个院子里大大小小有八间房子，环境十分幽静，把院门一关，外间的杂音一点儿也不会进来。此地仿佛不是喧嚣闹腾的京师，而是一尘不染的山庄村舍。杨度十分满意，连连道谢。
袁克定笑着说：“早点把嫂子接来吧，一个人住怪冷清的。”
原来，黄氏又怀着两个月的身孕了，长途跋涉，自然是生下孩子以后的事。夜晚，杨度躺在暖和的丝棉被里，很久不能入睡。从宪政馆的状况以及主管大臣的态度来看，朝廷对立宪似乎并无热情。今后的事情如何去做，他一点把握都没有。
慢慢来吧，大事业总得一步步去做。他自我安慰着。不管怎样，他对前途充满信心。他觉得湘绮师过去所传授的帝王之学，完全可以和自己在日本所钻研的君宪学问结合起来；或者说，君宪学就是传统的帝王学在今天的表现形式，而眼下应该说是迈开了实践伟大抱负的第一步。自己年纪轻轻，既无祖荫又无功勋，要办大事，必须先得依靠有力者的提携。
京师中有力而自己又可以依傍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张之洞，一个是袁世凯。
张之洞本是杨度心目中的崇高偶像，可是这次再见这位年迈的大学士时，杨度却很感失望。他并没有对杨度表示格外的礼遇，接到老友所赠的旧诗，其态度也平平。杨度琢磨着，这是一种公事公办的姿态呢？还是年老体弱，已失去过去锐意进取的激情？
与张之洞相反，袁世凯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大大出乎杨度的意外。关于袁世凯，京师口碑不一。有说他能干的，也有说他人品不好的，说人品不好的最重要证据就是指戊戌年出卖了皇上。十年后袁世凯说明了戊戌年的事情原委，杨度相信袁的话是真的。既然出卖皇上一事是冤案，那么他的人品就不是传说中的那么坏，倒是他这种爱才惜才礼贤下士的态度，真有当年信陵、平原之风。他以国士之礼待我，我也应以赤诚之心待他。
想到这里，杨度霍地起床，挑亮灯盏，铺纸磨墨，给梁启超写起信来，他要把袁世凯几天前说的话详详细细地告诉远在横滨的挚友。
又过了十来天，载泽才打发人将劳乃宣、杨度叫去。载泽懒洋洋地躺在暖炕上，一副没有睡醒的神态。他把馆中日常事务交给劳乃宣，叫劳召集馆员们多读宪政方面的书，以备太后、皇上垂询。书若不够，写信请驻外国公使馆代买，买回后再让人翻译出来。劳乃宣禀报馆里的房子都很破旧，需要全部修缮，大概要五六千两银子，请国公爷奏请批准。载泽不耐烦听这些，叫他以后少提银子的事。劳乃宣只得闭嘴。
载泽交给杨度的事很简单，只有一件，那就是草拟一份九年预备立宪清单，从光绪三十五年起到光绪四十三年止，逐年列出应该做的大事，待这些事都做好后方可言正式立宪。给杨度的时间也很宽裕，半年之内拿出就行了。至于宪政讲习所的事，要等太后召集王公大臣们商议后再说，行则讲，不行就不讲。杨度提出，九年的预备期太长了，现在全国要求立宪的呼声很高，预备期最好定为三年，顶多五年。载泽白了杨度一眼说，九年预备期，这是老佛爷提出的，谁能反对？你就这样去列吧！说罢长长地打了一个哈欠，劳乃宣和杨度只好告辞。
杨度一肚子立宪热情再次遭到冷遇，心里颇不是味道。他一面与南方各省的立宪组织联系，希望他们采取行动，促使朝廷下真决心实行宪政，同时也开始思考九年预备立宪的逐年安排。
日子过得清闲舒适。宽敞的四合院，的确如袁克定所说的，越来越显得冷清，他因此常常想起家乡的母亲、弟妹和妻儿。在缕缕不绝的思念中，更有一种特别浓烈的情思时常缠绕他的心，那就是对千惠子的怀念。
还是在刚回国的那几天里，他便充满激情地给千惠子寄去了一封长长的信。从那以后，他天天焦急地盼望着她的回信，终于在来京前夕，湘潭恒发商号给他转一来了横滨的回信。但回信不是千惠子本人写的，是她母亲的代复。美津子在信上告诉他，千惠子已由表兄陪同赴美国求学去了，学商业管理，以便今后管理滕原家族庞大的商务。至于在美国哪所学校读书，何时毕业回国，信上一概未说。杨度心里甚是惦念。他知道千惠子也一定在惦念自己，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