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郭沫若为首的中国科学院高层，没法劝说陈寅恪北返，范文澜找到陈寅恪早年的弟子、时为清华大学教授的周一良写信给陈氏代自己表示致意，但陈没有任何反应。后来陈寅恪寄给周一良几首诗，并嘱转致陈的好友，也是周的恩师邓文如（之诚）教授。其中有一首作于1951年的《文章》，诗曰：
八股文章试贴诗，宗朱颂圣有成规。
白头宫女哈哈笑，眉样如今又入时。
另一录稿最后二句为：“白头学究心私喜，眉样当年又入时。”
陈诗第一句，喻当时知识分子.做文章，像古代士子必颂孔子、朱熹等圣人之言一样，纷纷撰写官样化的文章。第二句“宗朱”之“朱”，喻新政权或中共领导人，知识分子所撰写的文章，离不开马、恩、列、斯、毛的语录。“白头宫女”或“白头学究”当是陈氏自况。最后一句或指歌功颂德“新八股”又成为一种时髦遍及学界。因了这一喻意，邓之诚看后，对周一良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是陈先生的谤诗啊！”后来此诗在社会上传开，中山大学历史系副主任、陈寅恪的弟子金应熙于1957年称此诗是“讥讽马克思主义”，而北京高层得闻此诗更是震怒，从而引发了1958年对陈寅恪的猛烈批判。这是后话。
且说正在中国科学院领导者们为如何劝陈寅恪北返绞尽脑汁又总是不得要领时，正在北京马列学院学习的汪篯得此消息，感到借此表现一下对党忠诚的机会来临，遂主动请缨，欲充当南下劝说的“使者”。这个请求让左右为难的郭沫若等人大为惊喜，当即表示准予此行。于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域崭露头角、风头正健的“明星”汪篯，作为“特命全权大使”，怀揣郭沫若与李四光亲笔书写的两封沉甸甸的手谕，带着满腔的热情和志在必得的信念，于1953年11月中旬踏上了南下的旅程。对于此次南行，汪篯信心十足，曾对劝其小心谨慎的周一良放言：“我这个老学生去请他来，一定请得动。”周一良听罢，颇不以为然，劝汪“不要太乐观”，结果未出所料。
汪篯于11月21日抵达广州后，仍像五年前在清华园一样，毫不见外地直接住进了陈寅恪家中。此时，随着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原是教会学校的岭南大学已与中山大学合并，确切地说是被中山大学吞掉。当年引荐陈寅恪的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被降为普通教授，中大的人员进驻岭南大学校园并成为主政者，陈寅恪一家搬入岭大校园的康乐园一号二层小楼上层居住，汪篯到来即住康乐园一号楼陈家。
只是此时的中山大学已不是清华园，陈寅恪和汪篯无论是思想还是对社会的看法和观念，都与五年前大不相同了。年轻气盛、不明就里的汪篯在陈宅住下后，没有意识到无论是从辈分、地位都不足以与陈寅恪展开正式对话的资格，在如此重大问题上冒冒失失地前来充当所谓的“使者”，这是何等的不自量力与糊涂。而更致命的是，据说，汪篯在与陈氏的交谈中，以中央组织人事部门的架势，用刚刚在马列学院武装起来的革命者头脑，以“党员的口吻”、“教育开导的口吻”，“不知天高地厚”地向陈寅恪进行严肃的谈话。此举令陈氏勃然大怒，竟脱口说出了“你不是我的学生，给我滚出去！”的激愤之语。遭此当头棒喝，汪篯才蓦然意识到大事不好，于惊愕惶恐中头脑稍微清醒。但师徒既已反目，挽回似无可能，汪氏只好灰头土脸地搬出陈宅到中大招待所暂住。
后来的几天，尽管汪篯又做过许多亡羊补牢式的努力，但陈寅恪总不释然。当然，陈氏的激愤其实并不针对汪篯本人，而是对郭沫若或更大的社会政治集团背景和氛围，冒失的汪篯只是做了个出气筒而已。在汪篯竭力挽救、斡旋下，12月1日上午，陈寅恪与汪篯做了一次正式长谈，算是汪氏离开广州对北京方面的正式答复。汪篯对这个“答复”做了详细记录。陈寅恪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又说：“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接下来，陈寅恪向北京方面的郭沫若等人提出了两条要求：
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特别强调“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
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