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陈寅恪南北呼应的是，此时身处北国的汪篯早已不是“又红又专”的“党内专家”和著名马列主义新史学的带头人了。自他南下以“革命使者”身份劝说陈寅恪北归任职无功而返，便失去了郭沫若等科学教育界高层人士的信任，同时被当局认为是三国时代盗书的蒋干——两面无功式人物，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轻视。汪氏本人弄了个灰头土脸，从政治的高空坠入低谷。而自郭沫若于1958年公开点名批判陈寅恪时候起，作为陈门弟子的汪篯随之地位一落千丈，立即遭到了来自同一战线革命战友的批判和围殴。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变奇劫，汪篯精神受到极大刺激，身体一下子垮了下来，大病一场后，由一个一百五六十斤重的大胖子，一下子减为不足百斤。不但掉了五六十斤肉，还差点在悠忽中登了鬼录——这是一个信号，此次的劫数，为他在七年之后含恨死去埋下了伏笔。
当“文革”风潮兴起，汪篯这位早已失势的原陈寅恪得意弟子，便落入造反派的“法眼”。历史系的革命小将们特意在汪家的房门上贴上“封条”状的大字报，以示警告，并有刁难、挑畔之意。翌日，当革命小将前来检查时，发现大字报竟变成了几块碎片在地下飘摇。
关于这一变故有两种说法：一说大字报是被风自然吹掉的；另一种说法是汪要出入房门而不得，盛怒之下便把大字报撕扯下来。愤怒的革命小将见状，开始谴责汪出于仇视“文革”而故意破坏捣乱，企图阻止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行动。事情很快告发到中央“文革”驻北大工作组，工作组主事者立即把汪找来，命令他当面向昔日的学生、今日的文化革命“英雄们”认错并回去把大字报贴好复原。汪篯只得在造反派的看押下按工作组的要求一一照办，但他的内心却无法忍受“革命者”对自己这位“党内专家”的羞辱。或许是“士可杀，不可辱”的古老教义和内心的道德律在不断敲击着敏感脆弱的心弦，就在当天夜里，汪氏压抑了近十年的精神苦痛突然爆发，于不能自制和难于摆脱中打开家中备藏的杀虫剂“敌敌畏”喝了下去（其时家人住城内）。未久，“敌敌畏”毒性发作，汪篯痛苦不已，开始在家中号叫并且以头撞击墙壁。邻居于漆黑的夜幕中听到隔壁突然传出如此凄惨可怕的声音，于慌恐中急忙召呼众人前来施救。但汪显然是去意已决，早已反锁了家门，外人无法进入。当众人把门强行撞开时，发现他早已气绝身亡。——这一天是1966年6月11日，汪篯50岁。
汪氏之死，开了“文革”中北京大学教授自杀的先例。而死后被工作组定为“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的罪名。这个罪名并未阻止“自绝”者的步伐，更多的受辱者纷纷选择了这条路。
事隔一个星期后的1966年6月18日，北大校园内发生了著名的“六一八事件”。
这一天，几乎北大所有的党政领导人都被定名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揪上了“斗鬼台”。据一位目击者事后回忆说，只见几十名红卫兵疯狂地冲到中文系办公室所在的“二院”，高声断喝：“把程贤策揪出来。”程是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突然听到这一声喊，立即意识到大事不妙，冲出门外企图逃窜，慌忙中竟冲进了一个女厕所。正在厕所中小解的一位女职员见状，大惊失色，但一看老程满面惊慌，又听到外面红卫兵们的怒喊，立刻明白过来，快速站起一边勒着腰带，一边把程挡在身后，继而冲到门口，试图阻止革命小将闯入。小将们追至厕所门口不见程贤策的人影，又见女职员手抓裤腰带站在门口神色慌张，立感其中有诈，不顾女职员的阻拦，硬是冲进厕所把程抓了出来。一群人蜂拥上前揪住程的头发，反扭胳膊，押进一间小黑屋进行“化装打扮”，以便送上“斗鬼台”进行批斗。
此时酷暑已经来临，全体中文系师生被召集到北大办公楼大礼堂，因有外系“革命者”纷纷前来“取经”，一个容纳八百多人的大礼堂被挤得水泄不通。一时间，人声鼎沸，议论纷纷。突然外边一声大喊，大堂内鸦雀无声。紧接着一声呼啸，程贤策被一群红卫兵簇拥着架上了高高的“斗鬼台”。众人望去，只见程贤策已是全副武装，头上戴着一顶呈钢盔状的白色纸帽，脸上被泼了黑红混合的墨水。身前身后糊满了大字报，大字报上布满红叉，周边散落着浓黑的墨汁，犹如一副生锈的铠甲。程贤策如同一个战败的逃兵，确切地说像一个犯罪后即将开刀问斩的奴隶——或许还不如，被勒令站在一条支铺板床用的木质窄凳上，摇摇晃晃地接受批斗。在一阵高过一阵的呼声中，程贤策神情委靡，面如死灰，汗珠和着泪水，又伴着黑红混和的墨汁顺着面颊哗哗地流淌下来。未过多久，“扑通”一声跌落于条凳之下，身旁的红卫兵见状，满脸愤怒地一拥而上拳脚相加，继而在一片革命口号的声浪中，程贤策被连拖加拉地押出礼堂游街示众。
同一天，已从批斗程贤策的革命行动中取得“真经”的红卫兵，又很快把中文系教授王力、吴组缃、王瑶、向景洁等抓来，推上“斗鬼台”。阵阵口号中，一学生从厕所找来一个大便纸篓，“哗”的一下扣在中文系副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