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教授事件”案发，曾昭抡被打成右派分子并遭革职之后，除了被拉上“斗鬼台”接受批斗，便是猫在自家屋子里痛苦地“反省”。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批判曾氏“反动言行”的大字报也铺天盖地地展开。据胡亚东回忆说：曾昭抡尽管兼任该所所长，但在教育部的工作很忙，很少来化学所，只是每周来一两次，主持重要会议、决策重大事情，日常工作由副所长柳大纲负责。当批斗展开后，“谁也说不出曾到底讲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他一点分量也没有，轻轻地被送上了舞台。在化学所因为他是所长，所以必须有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所有大字报的内容都是苍白的。绝大部分写大字报的人既未见过曾，也不知道曾为何许人也，更不知他有什么言论”。这幅图景恰恰反映了历史的诡谲和人生命运的不可捉摸。
令曾昭抡最为痛苦的不是丢掉官帽和接受批斗与凌辱，而是寻找接收工作单位的艰难和不能继续工作的焦虑。自被逐出高教部大门那一天，他就在心中盘算着回北京大学任教，继续自己教书匠的生活，因自己原本就是以北京大学教授、化学系主任、教务长的身份转入政府机关做官的。如今官帽子被咔嚓一下撸掉了，回校当个教书匠总是可以的吧？只是他想得过于简单，在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人人自危的大趋势中，北大掌权者不敢贸然答应也不可能答应这一要求，曾昭抡在北大校门之外苦苦徘徊而不得入，此为精神上最为沉重的打击。正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时运已去，往事已矣，再大的英雄也只能对苍天叫喊几声“奈何！奈何！”而又无可奈何！
曾昭抡的同事兼好友、留美博士，曾担任过西南联大化学系主任、联大教务长，时任南开大学校长的杨石先，对曾氏的处境颇为同情，遂产生了冒险“拉兄弟一把”的念头。但当时大学的权力控制在党委手中，并无多少实权的杨石先两次给学校党委打报告，提出要曾氏到南开大学任教，皆未得到如愿的答复。
面对这一上不着天，下不着地，“闲愁最苦”的艰难处境，得知此情的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实在不忍听闻，便主动出面聘请曾氏到武大化学系任教。李达之所以在狂飙突起的政治风潮中有些不识时务，或者说胆大包天地如此抉择，与李氏天生具有仗义执言的性格、政治资历以及与毛泽东本人建立的深厚友谊有着密切关联。李达是湖南零陵人，与毛泽东同乡。1920年8月由日本留学归国后，至上海与陈独秀筹建中国共产党小组，主编《共产党》月刊，参加《新青年》编辑事务。1921年与毛泽东一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宣传主任。同年翻译出版《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等红色系列书籍。1922年秋应毛泽东邀请，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并主编《新时代》月刊。原为教务主任的毛泽东因有其他政治使命，只兼任自修大学的教员，当时的教员还有何叔衡、李维汉、夏明翰等人。因自修大学设在原曾国藩祠内的船山学社，而船山学社与曾昭抡的堂姐曾宝荪、堂兄曾约农在曾国藩祠堂内浩园创办的艺芳学校，因争占地盘多次大打出手，虽在当地士绅调解下，船山与艺芳两校筑墙而隔，但以铁器和梭标械斗之事还是时有发生。自修大学进驻后，两家虽未再大打出手，但无论是教员感情还是学校的教学内容都有很大差异，这才有了毛泽东对曾宝荪、曾约农讲的那句话：“你们两位曾先生，书读得好，品德也高尚，可惜我们政见不同。”
继毛泽东之后主持自修大学的李达，与艺芳学校的两位掌门人尽管“道不同”，但私人关系还算和睦，当1923年底，自修大学被湖南军阀赵恒惕查封并强行解散，李达离开船山学社时，已与曾宝荪、曾约农已建立了个人友谊。北伐战争时期，李达出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新中国成立后，李达以马列主义哲学家的名头出任湖南大学校长，此后与自北大教务长调任教育部副部长的曾昭抡建立了业务上的关系和个人友谊。这一友谊的建立，除了二人皆为湖南同乡，更重要的还是20年代李与曾氏家族结下的因缘。所谓故交情深，在关键时候便体现了出来。
1952年，随着全国院系调整，湖南大学曾先后更名为中南土木建筑学院和湖南工学院。翌年，63岁的李达调任武汉大学校长。此时的李达与毛泽东仍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也正因了这层关系，李氏没有把其他的高官大员，特别是中南局、湖北省和武大党委领导班子放在眼里。而除毛泽东之外，其他的一切高官大员暂时对李达也无可奈何。正是李与毛这种特殊的背景和关系，才使李达在故交曾昭抡倒霉，人人避之唯恐不及之时，敢于顶风排浪，不顾“六教授事件”的影响和从上到下掀起的喊打之声，力邀曾氏到武大任教。
1958年4月，在得到中央有关部门批准后，曾昭抡告别爱妻俞大絪，怀着沉重的心情只身一人赴武汉大学化学系报到。按上边要求，曾昭抡由一级教授降为二级，并根据“政治上改造，工作上使用”的原则，武汉大学由一名副校长分工管理曾的工作，每月谈话一次，听